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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回家的路上,雨牵着线一样从发尖往下淌,鞋湿了,踩下去里面有个水泡,“咕唧”一声。人有一种疲倦的兴奋,像乌黑的深渊里着了火,回到家在床上好久睡不着。八月的雷真厉害,洪大闷重,一声下来,底下的车都叫了,此起彼伏,好一阵子才停。过一会儿“嚯啦啦”一声,车又动物一样本能地吼哮起来。
我干脆爬起来,写台北跆拳道运动员苏丽文的稿子。参加跆拳道争夺铜牌的比赛前,她已经有严重的左膝伤,比赛时只能单脚站着,把左腿像布袋一样甩出去攻击对方。她被击倒了十四次,我问她每次倒地之后的几秒钟里,在想什么。
她说:“前两秒用来休息恢复体力,下两秒来想战术如何回击。”
“不是自怜,也不是忍受痛苦,她要赢,这是运动员的企图心不管自己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算脚断掉也要继续努力,有呼吸,就有希望。”
以往我很少做这样的题目,觉得是普通励志故事。记者要反映更复杂艰深的世界才让人佩服。现在这期节目,没有审片人,也没有观众,没有外界评判,我只是一个人,面对另一个活生生的人,她的左膝撕裂,脚趾断了,坐在轮椅上,被踢肿的手缠着纱布,跟我说的这几句话,沤在我心里。
下半夜,雷声停了,雨声潇潇,八月的长夜仿佛没有尽头。
有同行后来问过我,说我们都觉得你挺理性的,为什么今年做地震和奥运的节目这么感性?
是,我天性比较拘谨,平常三个女青年喝个酒,我只能愁眉苦脸抿一小口儿,老范和老郝都搂在一起泪汪汪了,我尴尬地拍着她俩,说不早了咱走吧,这两人就上火“你这人特没劲”,嫌我不投入不表达。加上过去几年我一直想避免文艺女青年的毛病,怕煽情,刻意强调旁观,刻意抽离,把戒律当成一根绳子捆在身上。
当然,不约束不行,没有这职业要求着,毛病早泛滥成灾了,但是捆得太紧,有的东西确实就流淌不出来了。
汶川地震的节目中,文志全坐在火堆边说到女儿的时候,我克制得喉咙都疼了,眼泪还是流了下来,拿手擦了,以为没人看见。
但编的时候,在镜头里能看出来,我就对罗陈说:“把这个拿掉吧。”
他说为什么。
我说,记者应该冷静,不应该掉眼泪。
他说,我觉得挺好,不过分。他留着这个镜头。
我想起钱钢老师的话,在“双城的创伤”中,我给小孩子擦眼泪的镜头引起争议时,他说,别太急着回答对还是不对,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不到十年,我心里的规矩走了好几个来回,也还没有那个最后的答案。当下只觉得,太固执于一个律条,觉得记者就应该怎么样,非要夸张,或者非要掩饰,都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对自己的过于在意。
陈虻有一次审片子,审完对编导说,这片子得改,观众看不懂。
那位编导说,你看懂了么?
他说,看懂了。
编导说,那你比观众强在哪儿呢?
他愣住了。
实习生跟着我,练习写解说词,写到“遒劲有力的大手”,被我删了。他说这不挺好吗?
我说:“我们不要形容词,少点修饰。”
他说:“你不是说要有感情吗?”
我说:“写东西的人不用带着感情写,写得客观平实,事物自会折射出它本身蕴涵的感情。”
他有点嘀嘀咕咕的。我问怎么了,他说,那柴老师您这节目什么主题?我说没什么主题,就是几个人的故事。
他说:“啊?我觉得‘新闻调查’挺深刻的,如果只做这些人生故事会不会太平常了?是不是要提炼一下?”
我跟他说,有一次吃饭,在座有个研究佛经的朋友,我凑话题问了几个宏大问题,人家也就天空地阔抽象谈了一阵子。
出来的时候,六哥皱着眉跟我说:“柴姑娘,以后如果采访,千万不要有这种‘大哉问’。”
“就是具体的生活,越具体越好。”他说。
这个时候,老范突然出了一场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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