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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罗瑞卿又转身向着与会群众说：“国民党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扫帚也要过三刀’。我想，你们已经相信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会用更多的事实来向你们证明我们是一支为穷苦大众谋利益的仁义之师。”

讲到这里，他又把刚刚掌握到的材料用上了：“此地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么？叫做张毅换张贞（二人都是当地军阀），捐税加二升。昨天我问过一个老阿婆，她说她的一只小猪娃到养大卖出去，共缴了六次税！老乡们，红军来了，就是要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让老百姓直起腰来……”

会场上的群众纷纷交口称赞，认为罗政委的话讲到他们的心坎上了。大家欢呼起来：“红军万岁！”

“欢迎红军到来！”

“共产党万岁！”

会后，红四军深入周围城镇乡村，广泛发动群众，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反帝大同盟，并由革命委员会出面，经过调查，没收了敌产。根据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提出的“乐捐”措施，对工商业者进行筹款，并在周围农村打土豪、将所得财物部分给群众，部分运回苏区。与此同时，他们广泛发动群众，帮助当地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吸收了数百人参加红军，其中有海外归来的华侨，有学生、工人。有二十多位司机向中央苏区运输物资，随后也参加了红军。红四军在石码地区活动四十余天，顺利完成了筹款和扩大红军的任务，并且以严整的军纪和模范地执行政策，赢得了当地群众的衷心拥护，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1932年6　月中旬。武定县大禾镇。

1932年5　月，蒋介石加紧准备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东路军一举攻克漳州威胁厦门、泉州，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震惊。在一片混乱中，南京国民党当局责成福建省政府代主席方声涛组成“临时剿赤总指挥部”，策划反扑。此时，在东征战略目的已完全达到的情况下，6　月上旬，毛泽东率领东路军胜利返回了赣南根据地，准备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6　月13日，红四军奉命从漳州撤回中央苏区。途经武定县时，大禾镇的地方武装凭借土围子向红军打冷枪，部队前进受阻。

罗瑞卿、王良和参谋长粟裕立即对情况进行了分析。大家认为，土围子内的地方武装负隅顽抗，不但严重影响军队的前进，而且不消灭他们，也会影响红军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于是，政委罗瑞卿和军长王良、参谋长粟裕安排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后，就由东路军指挥部特务连连长带路，来到大禾镇外一间颓垣断壁的房子里观察地形。

三人正用望远镜观察，突然镇内“砰砰”打来两枪，只见王良身子一震，就伏在墙头上了。罗瑞卿和粟裕赶紧扔下望远镜去扶他，扶起一看，头部一枪，胸口一弹，殷红的血正咕咕地冒出来，罗瑞卿把王良抱下墙来，轻声而急切地呼唤着：“王良同志！王良同志！”

可是，王良军长已经不能再回答亲密战友的呼唤了。

罗瑞卿悲愤万分，他拔出驳壳枪，与参谋长粟裕迅速交换了意见，向严阵以待的红军战士发出了进攻的命令。

乘胜回师的红军战士们如猛虎下山一般，向罗瑞卿指示的敌人的薄弱处，扑进大禾镇土围子，迅速解决了这支不识时务的地主武装。

战斗结束后，罗瑞卿仍然不愿承认朝夕相处的战友已经牺牲，他让战士们用担架抬起王良的遗体，火速回师，直到进入苏区会昌。

在会昌，罗瑞卿亲自主持了全军为王良军长召开的追悼会。在安葬战友时，罗瑞卿把王良使用过的一块怀表用红绸包好留在了身边，以志怀念。每逢战斗胜利，就打开红绸，上紧表弦，同时低声告慰战友的在天之灵：“我们又胜利了！”

直到全国解放，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建馆之初，罗瑞卿把这块表盘已经斑黄的怀表捐献出来，陈列于馆内。在他的心目中，王良同志同千千万万为革命事业捐躯的英雄一样，永远活在战友的心中，永远活在后继者的心中。

王良牺牲后，周昆继任红四军军长。红四军回师中央苏区后，罗瑞卿率领红四军参加南雄、水口战役，然后在江西最南部的全南、龙南、定南地区分兵发动群众。8　月间，罗瑞卿由于面部伤口老不封口，又住院治疗。10月参加了建宁、黎川、泰宁战役，　11　月参加了金溪、资溪战役。此时毛泽东已经被迫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但是由于朱德、周恩来仍然按照红军中已经牢牢扎根的毛泽东式的战略战术进行指挥，所以，仍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为反击第四次“围剿”奠定了基础。

1933年1　月，蒋介石在其实现“围剿”鄂豫皖和洪湖根据地第一阶段的军事计划后，便跑到南昌组建行营，召开军事会议，精心策划第二阶段的军事“围剿”计划——进攻中央苏区。接着，他委任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自己兼任江西省“剿共”总司令，调动九十个师约四五十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以合围之势，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

中路总指挥是陈诚，中路人马为“围剿”军主力，多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十分精良。当时，陈诚的军事部署是：三个纵队共十一个师，采取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的战略，向中央苏区东北部的建（宁）、泰（宁）、黎（川）

红色区域实行包围截击，企图一举消灭中央主力红军。其中第一纵队对红军威胁最大。这一纵队由罗卓英指挥，下辖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个师，从宜黄、东安出宁都、广昌，袭击主力红军和苏区的后方及归路。中央红军经过一个月的激战，但是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指挥，收效甚微，损失极大。

此时罗瑞卿已被任命力红一军团保卫局长。1933年1　月，一军团在黎川县三都整编，决定撤销军的番号，军团直辖七、九、十、十一共四个师。罗瑞卿随第一军团参加了这两次重大战役。

2　月初，周恩来、朱德毅然改变外线作战，先发制人，强攻硬打的错误方针，采取退却步骤。先以小股红军虚张声势，伪装主力东渡抚河，将敌主力第二、第三纵队向黎川方面吸引，大部分红军则掩旗息鼓地秘密向抚河西南方向的广昌转移，集中于广昌的东韶、洛口地区隐蔽，等机会伏击敌人。

敌人果然不知是计，敌第二、第三纵队向黎川猛追，而敌第一纵队各师远离其二、三纵队，由乐安、宜黄向广昌前进。红军先以地方部队不断阻击、袭扰迷惑敌人。当敌右翼部队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进入宜黄南部的黄陂、大龙坪地区时，红军第一、三、五军团各军出敌不意，于2　月27日拂晓发起攻击。这天，罗瑞卿和一军团参谋长徐彦刚奉命率领七师、九师作为一军团的右翼（左翼是林彪、聂荣臻率领的十师和十一师）至登仙桥一带待机伏击敌人。

据耿飚同志回忆说：黄陂地区山峦叠起，古木参天，在磨罗嶂一带，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峡谷地带，为敌人的必经之路。我们的一、三、五军团和二十一、二十二军，就埋伏在两侧的山上。那几天适逢连日阴雨，又浓又密的毛毛雨罩着峡谷，浸没了山头。尤其是一早一晚，十几步外就难辨人影。这给我们的隐蔽行军带来了方便。但道路泥泞，山石光滑，又给行军带来了许多困难。在向伏击圈展开时，已是大军云集，道路却不够用了。我便向师长李聚奎同志建议：干脆按地图上的方向，在现地平推，趟出一条路来。他便让我带尖刀连导向。我们披荆斩棘，连开带趟，在荒山上走出一条路来，按时进入伏击地大龙圩周围。

27日拂晓，第十师、第十一师埋伏于登仙桥大路东北方向的山上，七师在蚊湖附近，改编中新任军团参谋长徐彦刚同志和保卫局罗瑞卿同志，便到各处查看部署情况，之后，就到我们指挥所来坐镇。

下午一时，七师首先打响，接火的是敌五十二师。该欲显然尚未察觉我军意图，但他们是蒋介石的嫡系，装备好，当时已经有了从国外引进的轻机枪，又长期在湘赣一带活动，山地作战能力也比其他敌军强些。打响后，敌人一边抵抗，一边向蚊湖、大龙圩收缩。凑巧的是，七师一开始就抓到一名俘虏，是个连长。他供称：大龙圩有敌师部和一个旅。

徐彦刚和罗瑞卿同志即向我们面授任务，要我们直插大龙圩，袭击敌师部，争取活捉敌师长。……

……我率二十五团向大龙圩猛插。主力从正面进攻。我们仍然“衔枚疾走”，隐蔽接敌。到达大龙圩村边一条小河时，渐浙沥沥的毛毛雨又下起来了。二十五团团长突然跃到我面前，紧张说：“参谋长，快看！”

透过雨幕，我们看到了敌人的指挥所，只见小桥上有个穿雨衣的胖子，正拿看望远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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