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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借口天象变化来反对改革是保守派的一贯策略，也是流俗之辈的拙劣表演之一。在变法之初，保守派便纷纷抬出这一法宝对变法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进行猛烈攻击。吕诲在《论王安石疏》中指出：

方今天灾屡见，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

吕诲以因循保守、一无施为为是，故对王安石“唯务改作”引以为罪。他将政事比作水，以为安静则能澄清，搅动必会浑浊。天变地震，人情扰动，宜以安静待之，不可再事更张，因而像王安石这样好改作的人不应再居朝廷，宜加贬谪。反对新法的人在这一问题上持的是同样的论调。如富弼罢相放外任时也向皇帝进言，提出王安石进用小人，因而天变示警，“诸处地动、灾异”，所以“宜且安静”。翰林学士范镇也上疏称“天雨土，地生毛，天鸣，地震，皆民劳之象也。惟陛下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归农田水利于州县，追还使者，以安民心而解中外之疑”。御史程颢亦道“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这些人反对新法的根据如出一辙，都是天变地震，民情扰动，因而提出最好是“安静”，所谓“安静”，就是尽废新法，一切照旧。

保守派的理论根据非常简单，就是天人感应说。中国传统注重天人合一，这一观念源于人类早期的混沌思想。当时由于民智未开，人们对于自身及外界缺乏明确的分辨能力，因而天真地以为人与天、人与自然是一体的。由天人合一又伴生了天人感应说，既然天与人是一体的，自然会相互联系、相互感应。原始巫术和原始宗教的理论根据就是天人感应，星占、龟卜等都是将天时与人事、物与人的联系片面化，视偶然为必然，以个例为普遍。天人感应说可谓古今中外一切迷信的源泉，其理论依据和思想价值都不足道。

孔子对于前代流行的迷信就十分不满，他虽然也讲“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也主张祭祀，并不明确反对鬼神迷信与天人感应，但他心里对此是不以为然的。他不语“怪、力、乱、神”，反对神秘主义。他所说的天也只是“神道设教”，通过天命、祭祀来告诫世人，推进道德，并不以为真的有什么天神。

孔子的现实主义思想在孟子、荀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特别是荀子。荀子在《天论》一文中公开提出星坠、木鸣都是自然现象，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可怪而不可畏，而且天变与人事并不相关，“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荀子认为日食月食、风雨不时、怪星出现，这都是自然现象，哪个时代都有，不足为怪，假如君王圣明、为政宽平，即使这些现象一齐出现也没有关系；如果人君愚昧，政治黑暗，即使什么灾变都没有，也是十分危险的。

汉代的董仲舒虽然鼓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重振儒家有功，但他却又将孔子、荀子所抛弃的那套迷信学说重新引入，并且将其“发扬光大”，鼓吹“天人感应”。虽然董仲舒的本意并非只是鼓吹迷信，还有以此告诫统治者、限制约束君主的意图，但其负面作用是十分突出的。

保守派完全继承了天人感应说，并且对其负面作用大加发挥，以之对抗新法。而王安石对于天人关系则是持一种中道的态度。他反对天人相分，天道与人事完全无关的说法，又反对将天人感应绝对化，以为天道人事时时相关、事事相应的片面观点。他在《洪范传》中指出：

人君固辅相天地以理万物者也，天地万物不得其常，则恐惧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为天有是变，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为灾异自天事耳，何豫于我，我知修人事而已。盖由前之说，则蔽而葸；由后之说，则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变为己惧，不曰天之有某变，必以我为某事而至此，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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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变不足畏（2）

人君是辅助天地以治理万物者，因而天地万物不得其常之时，自然应当恐惧自省。以为天之一变必由我之一罪致之，或者以为天变与我毫无关系，都是错误的。前者会导致自蔽而畏葸不前，不敢有所作为；后者会导致自固而怠慢。因而应当不蔽不葸，不固不怠，畏天之变，以天下之正理考我之得失，而不是将天象与人事一一对应。

王安石从中道的立场理解天人关系，虽然他也承认天道与人道并非全无关系，但又反对将二者完全合一的观点。在《诗经·郑风·子衿》的注解中，他指出“人之行，莫大于孝。此乃人道，未至于天道”，意思是说天道与人道是相分的，天道高于人道。在这方面他还接受了道家思想，如在《诗经·小雅·谷风》的注解中，他指出“风之于草木，长养成就之，则风之德亦大矣。然不能不终以萎死，则风有所不能免也。孰为此者乎？天地也。天地苟然，而况人乎”，意思是说天地并无道德之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春生秋杀，长之育之，亭之毒之，成之者何，败之者何，都无足怪，没有必要将人伦人道强加于天道，天道自然，无亲无疏。

王安石在天人关系上持一种折中的态度，一是因为天与人确实是有联系的，人本来源于自然，永远无法割断这一联系；二是因为承认天人感应可以用于限制君主的权威，防止人君任意胡为。在等级社会里，下只能服从上，上则又须服从更高的一级，而君主是专制社会最高的一级，靠什么来约束君主呢？只能靠天或天命，如果完全否认天人关系，君主就等于没有任何约束，这是非常危险的。难怪富弼在听到王安石发表“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言论时感到十分震惊，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

可以看出，王安石在天人关系方面前后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在前期他还承认天人感应，采取一种折中的观点，后来可能由于保守派老是拿天人感应来反对新法，他的态度不得不有所变化，转而强调天变不足畏。这里面也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神宗并不是一个不畏天命、无所忌惮的狂暴之君，而是过于相信天人感应，行事总是犹豫不决；畏天命、畏人言、畏祖宗，所畏太多而不够果断。因而王安石没有必要向他灌输天命可畏的观念，而是应当多谈一切不足畏，使神宗多一份自信与勇气。《长编》卷二百五十二记载熙宁七年四月的一段对话：

上以久旱，忧见容色，每辅臣进见，未尝不叹息恳恻，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

王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逢，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

上曰：“此岂细故？朕今所以畏惧如此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

神宗由于久旱不雨，乃自引罪，避殿易服，减常膳，又多次选日差官于郊庙社稷及宫观寺院祈祷，为此忧形于色，叹息不止，甚至听信保守派的谄言，以为此事与推行新法有关，竟欲废罢保甲、方田等法。对于这么一位敬慎畏天而又有点迷信的皇帝，王安石当然不用再大谈畏天命了，他指出水旱都是常数，不足畏，即使帝尧、汤武这样的圣王都免不了水旱之灾，表明水旱与政事人道没有直接关系，何况神宗即位以来，连年丰收，遇到一点旱灾也不能说就是上天示罚，只要更加注意“修人事”以减轻天灾即可，没有必要为此过于忧虑。神宗则对此看得很重，他不承认自己迷信，以为自己所忧虑的正是人事未修，而非天灾示警，其实他心里还是认为旱灾与推行新法有关。

王安石认为天灾与人事没多大关系，连尧、汤这样的圣王都会遇到水旱灾害，难道能说是他们道德不足、为政不明引起的吗？只要谨修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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