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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部分（第1页）

7O年初表现得很清楚，当时，他在美国向以色列提供鬼怪式喷气式飞机之际同意将幻影式战斗机出售给利比亚。

四、东欧赢得自治

在西欧不依赖美国而独立的同时，东欧正从苏联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东欧之所以能有这种变化，也是由于美苏的军事僵局和冷战的缓和。对东欧来说，另一重要因素是苏联领导人的变动。斯大林的去世不仅在苏联国内事务方面，而区在苏联与其东欧卫星国的关系上，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新的、稳定的领导层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在莫斯科出现的。最初，统治这个国家的是一个非正式的五人执政团——代表官僚机构的格奥尔基？马林科夫、代表老牌斯大林主义者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代表军界的布尔加宁元帅、代表秘密警察的拉夫连季？贝利亚和代表党的机构的不太出名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三个月中，这个执政团因贝利亚的下台而少了一人。贝利亚下台前是秘密警察的首脑，因此他成为这个国家最令人憎恨、最令人畏惧的人，尤其是在斯大林于独裁统治后期过分猜疑的几年中。这时，他的同僚首先剥夺了他的权力，然后于1953年12月将他处决。事实证明，这是苏联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虽然苏联的普通老百姓仍远远享受不到充分的个人自由，但对深夜敲门和随即而来的枪决或流放到苦役拘禁地的担心已越来越小。苏联领导人也比较安心了。从此以后，他们若在经常性的政府改组和清党运动中失去权力，已无须付出他们的性命，而是在被降职或发配到乡下以后屈居于默默无闻的地位。

在剩下的四位中执掌领导权的马林科夫将斯大林的发展军备和重工业生产的重点转移到为长期受到忽视的人民大众提供更多的消费品方面。他通过放宽政府对集体农庄的控制、减少上交定额和增加农产品灼报酬来鼓励农民。在对外事务方面；马林科夫准许卫星国享有更多的自治权，甚至还对西方列强作出愿意友好的表示。他在向最高苏维埃发表的就职演说中宣布：“没有一个有争议的、未决的问题是不能通过和平手段来加以解决的。……这就是我们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态度。”

这一对内对外的缓和计划根本不能为好战、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所接受。他们联合各种力量，设法使马林科夫于1955年2月下台。在经历接踵而来的权力斗争之后，军方最初居于支配地位。布尔加宁元帅成为部长会议主席，柏林的征服者、曾被斯大林解职的末可夫元帅出任国防部长。工作的重点重新回到了发展军备和重工业上，1955年5月中旬，各卫星国首次被聚合在一起与苏联结成正式的军事联盟。该联盟称为华沙条约组织，它实质上是苏联及其卫星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尤其是对当时正在重整军备的西德作出的反应。”

占优势的苏联军方不久就让位于逐渐获得政权的杰出政治家赫鲁晓夫。他利用他在共产党队伍中的权力基础，排挤掉了他的一个又一个同事。到1958年3月时，他已接替布尔加宁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这样，他不但成为党的领袖，而且成为政府的首脑。这标志着“集体领导”这一过渡时期的结束；赫鲁晓夫这时成为斯大林的无可争议的接班人。

早在两年前，即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就已投过一颗震动整个共产党世界的炸弹。他在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严厉指责已故斯大林的极度自负和恶劣透顶的背信行为及恐怖行径。据说，他当时不时流泪，将这位前独裁者描述为“有着病态疑心、极不信任他人的家伙”，认为他应对官方屠杀“数千名城实、无辜的共产党人”的做法负责。在发表这篇惊人的长达4小时的抨击演说的过程中，赫鲁晓夫还攻击斯大林篡改和歪曲正式的共产党历史，甚至批评他的战争行为，指控这种行为导致惨重的失败，使死亡人数高得骇人。

感情奔放的赫鲁晓夫也许是被他自己的雄辩和长期受压抑的感情冲昏了头脑，泄露了比他打算说的还要多的东西。无疑，其影响比他所期望或预料的更强烈、更深远。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上列宁墓旁的陵墓中被挖了出来；他的塑像被砸碎；他的名字从苏联和东欧数千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和街道中被抹掉。新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解冻”使艺术家和作家能享有更多的批评苏联社会的自由。以往一向被斯大林的亲信牢牢控制着的外国共产党经历了一种逐渐削弱其意识形态和组织纪律的痛苦的反省。“自由的”、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开始坚持自己的权利、反对过去亲克里姆林宫的党魁。赫鲁晓夫的这颗炸弹的“影响”就是如此，这种影响同军事僵局和冷战缓解的催化作用一起，改变了苏联与其卫星国之间的关系。

大约早10年时，南斯拉夫爆发了东欧第一个反苏运动。根本的问题是，已成为各国首脑的共产党领导人是否还应继续服从克里姆林宫的纪律。甚至在战争年代里，铁托已坚决主张各国政党要独立，并按照这一主张行事。战后，他继续这样做，并能不受惩罚，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南斯拉夫与西方海军强国接近。更重要的是，铁托和东欧大多数共产党领袖不同，他一直呆在自己的国家里，并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抵抗军；由于有了这支军队，他在战后几年中成功地反抗了斯大林。例如，他认为苏联人不支持他对的里雅斯特的强烈要求，并把这种不支持归因于苏联人希望加强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铁托宣布：“据说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也一直这样认为。但是，我们现在要寻求一个公正的结局。我们要求每个人都不受别人干涉。我们不想因别人而遭受痛苦，我们不愿被当作国际交易中的贿赂。”

莫斯科对这种有关共产党和共产党国家的独立的异端观点立即作出了反应。“告诉铁托同志”，苏联大使警告说，“如果他再允许对苏联进行这样的攻击，我们将不得不在报上提出公开批评进行回击，而且不承认他。”这位持异端者拒不改变自己的主张。相反，他又犯了更多的罪。他批评了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军官和官员的行为。他还试图建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盟，不过，由于莫斯科命令保加利亚人退出，这一联盟未能成立。当铁托发现自己正受到暗中监视时，他便让手下的特工人员盯住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外交官和技术人员。最后，1948年6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愤怒地宣布，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但是，由于铁托在国内有牢固的地位，又从西方国家得到巨大的经济、军事援助，所以他没有屈服。1949年底，东欧流行着一句俗话：“马克思是上帝，列宁是耶稣，斯大林是圣保罗，铁托是第一个新教徒。”

这种新的异端邪说虽渐渐地传播开来，但仍须处于地下状态，因为苏联在东欧其他国家有着很大的权势。而“铁托主义”——马克思主义词典中的一个新词——仍限于局部地区，正等待着有机会冲出来。1956年，它的确冲了出来，因为那年出现的各种情况的结合对它很有利。最猛烈的剧变发生在两个有着悠久的反苏传统的国家——波兰和匈牙利。在赫鲁晓夫2月讲话的鼓舞下，这两个国家中出现了文人学士的讨论小组；接着，知识分子与口才较好的城市工人建立了联系。1956年春、夏两季，匈牙利和波兰的事件经历了相似的进程。但到秋天时，它们开始大不相同：匈牙利事件以武装起义和镇压告终，波兰事件的结果则是赢得了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和国家的独立自主。

波兰最杰出的“民族”共产党人弗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曾于1948年因铁托主义罪而被清除出党，到1956年春，又恢复了职务。他的思想不久就开始在共产党的中间阶层中得到传播。波兹南（前普鲁土城市波森）的工人起义反映了波兰斯大林主义者的影响在不断减弱。波兰的斯大林主义者被一个个地从党内主要位子上撤了下来，最后，这种危机落到了波兰出生的苏军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头上，罗科索夫斯基当时还是波兰的国防部长和波兰政治局的成员。赫鲁晓夫以前所未有的举动支持罗科索夫斯基，于1956年10月19日同苏联政治局内除两人外的全部成员一起匆匆赶到了华沙，与此同时，苏联红军也调动军队进行威胁。但最后，正是赫鲁晓夫作出了让步，同意罢免罗科索夫斯基，同意哥穆尔卡于10月21日当选为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之所以愿意遭受这一严重挫折，是因为他确信，哥穆尔卡是一位有主见但却忠实的共产党人，他决不会转而投靠西方。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在以后几年中，双方发展了一种互相满意的关系，波兰虽然越来越不依赖克里姆林宫而独立，但的确仍是共产党国家，仍是华沙条约组织可靠的支持者。

在匈牙利，形势更加复杂。党的领袖马加什？拉科西是一位犹太人，这使这一有反犹传统的国家中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还是一位老牌的斯大林主义者，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在匈牙利监狱里呆了16年，因而这时不愿与“民族主义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分享权力。于是，同在波兰一样，上层的变革受到了阻碍。相反，下层爆发了革命，由于这一革命无法预测，因此，赫鲁晓夫向匈牙利派遣了苏联红军。

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开始出现骚动，当时，一大群示威者在波兰事件的激励下，要求拉科西辞职，让位给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共产党人伊姆雷？纳吉。秘密警察的反应是向示威者开火，从而使抗议示威转变成一场公开的革命，这场革命使纳吉一下子当上了总理，并使他作出了种种许诺、采取了种种行动。而这些许诺和行动都是苏联人所无法容忍的。为了抚慰很快就不仅活跃于首都、而且还活跃于各省的示威者，纳吉邀请两位非共产党人加入他的内阁，废除了集体化，宣布大赦反叛者，答应举行自由选举，并说服苏联人将他们的坦克撤出布达佩斯。

这一切并没有满足革命者的需要，他们这时进攻共产党总部，甚至不时袭击正在撤退的苏军。这样做时，他们暴露了自己全力反共、反苏的立场。和波兰人不同，他们并不满足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自治。相反，他们要求西方式的民主，要求完全摆脱莫斯科或《华沙条约》的约束。这些发展对苏联在东欧的安全体系构成了无法容忍的威胁。11月1日，苏联人掉转坦克，重新开进了布达佩斯。于是，纳吉总理立即直布匈牙利为中立国家，拒绝摸受《华沙条约》，并向联合国发出了呼吁。外界没有给予任何帮助，因为美国正忙于总统选举，法国和英国正在远征苏伊士。革俞者被势不可挡的力量制服，以亚诺什？卡达尔为首的新的共产党独裁政府宣告成立。

苏联人虽然能为所欲为，但付出了在道义和精神上遭受巨大失败的代价。匈牙利工人和学生朝苏联坦克扔燃烧瓶的情景使许多忠实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觉醒。这与共产党人原来所梦想的国际无产阶级兄弟关系相差太远了。苏联人的做法对西欧知识界的震动特别大，西欧的许多知名作家和艺术家这时交出了他们的党证。

苏联人完全明白这种消极反应，急忙赔礼道歉。在匈牙利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他们宣布，他们准备改变同卫星国之间的关系。他们声称，他们的目的是以“国家主权、互利与平等”的原则为基础，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邦”，他们提议修改《华沙条约》，以便将苏联军队撤出东欧。这既不是苏联人的仁慈，也不是他们玩世不恭的骗局。相反，他们认识到，他们不可能作为无耻的干涉者和占领者遥遥无期地继续驻扎在东欧。或许，19世纪的沙皇能经受住被全世界指责为东欧“自由的刽子手”的责骂。但对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在一个有着大众交流媒介、世界各地人们的见解易于互相交流的时代里遭到这种指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此。赫鲁晓夫逐渐改变对邻国的政策，直到与邻国建立起真正新的关系。

在这以前，各卫星国不仅被斯大林蓄意切断了同西方的交往，而且被他割断了相互间的联系。此外，它们还因对苏联有利的各种不平等的贸易条约和发展协定而受到无情的剥削。克里姆林宫让东欧不加区别、毫无经济意识地执行其“工业化、工业化、再工业化”的命令。在东欧这一地区，到处是斯大林的“累赘”——巨大的工厂，这些工厂很难弄到所需的原料，其产品也只有通过向工人支付标准以下的工资才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因为许多新工厂按照莫斯科的命令从事军工生产，公众的负担越来越重。甚至农业也因强迫实行集体化和强制种植诸如棉花和亚麻之类的经济作物而遭到破坏。最终结果是，整个地区食物不足，消费品短缺，失业者很多，工资极低，生活水平相应地下降。应该指出，所有这一切决定性地促成了普遍的动乱，最终导致了1956年的剧变。

1956年以后，这一模式发生了迅速、重大的变化。贸易条约和发展协定被重新商订，并被制订得更加公平合理。各国都能逐渐对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进程作出自己的决定。工业不必再同苏联或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工业结合在一起。相反，其趋势是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加独立，工业和农业的回旋余地更大，同西方的贸易更多。例如，1960年至1964年间。罗马尼亚同西方的贸易从占其全部贸易的20％上升到33％　。赫鲁晓夫也发现，有必要修订他为经济互助委员会制定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曾希望经互会能成为苏联与东欧盟国和蒙古全面一体化的媒介。后来，由于东欧国家反对莫斯科通过经互会指挥它们的经济计划，这种一体化未能实现；于是，苏联同东欧国家于1963年和1964年议定了一系列双边协定。赫鲁晓夫认为，当他不能得到经互会范围的一体化这整块面包时，必须同意接受双边一体化这半块面包。

同这种经济上的缓和与放宽相对应的是文化领域中的缓和与放宽。同西方国家缔结文化协定、减少对外国广播的干扰、增加旅游业、给外国记者以更大的自由、允许更自由地放映西方电影、发行西方书籍和刊物——所有这些都可表明上述这一点。由于这种总趋势非常明显，约翰逊总统于1964年5月23日宣布：“不再是一道铁幕。而是有许多道铁幕。每道铁幕的强度和厚度不同，因而能穿过它的光线和能在它后面增长的希望也不同。……我们将继续建造一座座能跨越把我们同东欧分割开来的这一鸿沟的桥梁。它们将是增加贸易的桥梁、思想的桥梁、访问者的桥梁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桥梁。”

1968年8月，由于苏联军队同东德、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军队一起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东欧的这种自由化趋势一下子被完全改变。入侵的原因在于，以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为首的一群共产党革新主义者于1968年1月在布拉格发动了一场“民主社会主义革命”。当时，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了出版、言论和出国旅行的自由。苏联入侵的动机可能是，他们十分害怕捷克新政权会渐渐断绝同东欧邻国之间的关系，而转向西方阵营。无疑，他们害怕捷克新获得的自由可能加强东欧人民大众对类似自由的要求，从而危及现存的共产党政权。

为了替入侵辩护，苏联人发表了所谓的“勃列日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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