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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的问题。

北京市党群机关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得比较严厉，领导干部几乎是要“人人过关”。开始时，有少数单位的领导，缺乏自我批评的勇气，躲躲闪闪不敢与群众见面。但是，群众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且越来越高涨，迫于压力，他们不得不放下架子、抛开面子，向本单位的群众进行检讨。少数领导干部因群众对其检讨不满意，甚至检讨了三四次。领导主动检讨，群众敢于批评，由此大大推动了“三反”运动向纵深发展。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3）

北京市还率先把运动推向了对腐蚀干部负有重大责任的工商界。北京市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结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卖低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在一个多星期中，各行业开会已达3125次。……现在公务人员和公营企业员工中，已有7000余人坦白了有贪污或占公家小便宜的行为。其中贪污公款在100万元以下者7171人，100万至500万元者362人，500万元至1000万元者31人，1000万至5000万元者33人，5000万至1亿元者三人，1亿元以上者两人。工商界已有1659户坦白并检举了2923人有贪污或行贿行为。”

北京市委还发现“斗争的内容和规模，比运动开始时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和大得多”。“在公务人员方面，有各种侵吞、盗窃、骗取公家财物、吃‘回扣’、吃‘底子钱’和贪占公家小便宜的行为；有私设工厂、商店、假公济私，利用公家各种条件图暴利的变相盗窃行为；有利用职权地位敲诈勒索，占老百姓便宜的行为；有各种接受贿赂、勾结包庇商人盗窃骗取公家财物的行为；有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浪费和违犯制度、化大公为小公等行为。……贪污现象最严重的是税务人员（已坦白者约占总人数40％）、合作社人员（已坦白的约占总人数之17％）、贸易机关和各种采购人员。敲诈勒索的，主要是公安部门的下级员警，敲诈对象主要是被管制分子和反动会道门道徒等。”

鉴于以上情况，北京市委在报告中提出下一步的工作计划：第一，继续号召坦白和检举，最近几天主要是号召坦白。针对工商界最怕坦白后无限制地追缴漏税和罚款，宣布凡坦白者，除补缴1951年漏税外，不再罚款；否则，查出后将追缴解放以来全部漏税，并照章罚款。第二，号召全体市民和一切工作人员大量检举。为方便群众检举，在全市设接待站和检举箱。第三，从严法办一批贪污行贿分子，并公布一批各种类型的贪污案件，以推动坦白运动的开展。第四，继续逮捕抗拒、破坏“三反”运动的贪污、行贿分子。第五，各区召开代表会议，并召集街道和村民大会，进行动员宣传，使“三反”斗争家喻户晓，群起而检举。

对于北京市的这一经验，毛泽东当即批转各地，要各大中小城市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藉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来看待。此种部署应当是内部（各机关、学校、部队和公营企业）和外部（私人工商界）同时进行，领导机关和法庭密切配合，报纸和广播则大力宣传，并注意组织机密消息的内部通报。”

明确把“三反”斗争与打击资产阶级的问题联系起来，并且宣称资产阶级三年以来一直对中国共产党“猖狂进攻”，而且强调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这就使得这场原本旨在清理内部贪污分子的运动，变成了一场带有你死我活性质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自然会愈加严重，任何没有把自己所在地区或单位的贪污问题提高到如此高度，或估计不够严重的报告，都不免会受到他的严厉批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任何在报告中说贪污情况不甚严重，贪污人数少，款数不多，都是不真实的。毛泽东一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不要被下面的不真实的报告欺骗了”。凡是下级机关的反贪污斗争比不上中央机关的，“就是那里的领导人不行，方针和办法不对，必须立即加以检讨和改正。”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4）

毛泽东还以集宁军分区和遵义军分区的报告加以对比，批转各地：我们“不愿意看那些好像太平无事的报告。集宁军分区只说了浪费和生活腐化，还没有提到贪污事件。像一个军分区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望各地严格注意，一切没有切实暴露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部队，必须从头做过，做好了三反再做整编。三反一天没有做好，即一天不准进行整编。”“遵义分区这个报告比刚才转发的集宁分区的报告接近事实得多。一个分区，一个军，一个小市，一个县，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这是决然无疑的。凡说那里只有浪费而无贪污，或贪污甚少者，必不可靠，千万不要相信。在一阵风停止浪费之后，必须立即穷追贪污。不能自己解决贪污问题者，上级应即派遣检查组下去督追，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

以此为标准，毛泽东再度断言：“各单位的报告，凡属不痛不痒敷衍塞责者，其领导人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这类报告应立即予以批判。”

毛泽东接二连三作出的重要批示，促使“三反”运动在全国不断升温。

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于1951年12月6日举行第八次全体会议，专题研究如何开展增产节约和反贪污斗争。12月15日，上海市召开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市长陈毅在开幕词中严正指出：“在我们上海市进行严惩贪污与反对浪费特别重要，因为上海市增产节约任务重大，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污腐化风气包围着我们，如果不彻底严禁贪污，打破包围，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便站不起来，便不能完成建设新上海的任务。”陈毅坚定地表示：“我们下定决心要动员群众以*检举的方法彻底进行反贪污运动，务必使贪污分子受到法律的惩戒，不让他逍遥法外，要保证使贪污现象不能在人民政府系统中存在。至于浪费在性质上虽然与贪污不同，但它耗费国家人民的财物，障碍国家的建设，造成铺张奢侈的风气，直接间接地助长了贪污腐化，故反对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贪污、反对浪费的决议》。

12月27日，上海市政府委员会和市协商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包括人民政府、*党派、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市节约检查委员会，作为指导和检查此次运动的专门机构。12月29日，上海市军管会和市政府专门设立4302号信箱，接受广大市民的检举揭发。12月30日，市政府又发布《关于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所属机关、企业单位立即开展“三反”运动，并明确规定“检查、坦白或检举的贪污浪费事实，均自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后参加工作算起。”

在近代，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解放后，上海依然是全国的重要工业基地。由于上海大小国营、公营企业较多，“三害”现象普遍存在且表现非常严重，上海市委把国有企业作为运动重点开展的领域，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1952年2月4日，上海市委发出《关于在国营、公营及公私合营工厂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指示说：从半个月来上海市部分国营、公营及公私合营工厂的*改革和“三反”试点工作来看，工厂中的贪污浪费情况十分严重，是贪污分子集中的地方，开展“三反”已成为广大职工的迫切要求，也是当前工厂中进行一切工作的关键。因此决定所有国营、公营及公私合营的工厂，只要领导条件具备的，都要无例外地开展一次深入彻底的“三反”运动。在工厂中开展“三反”运动，不仅不与*改革和生产改革相冲突，而且可以完全结合成为推动改革的一个基本动力。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5）

上海市委的这个指示还明确提出要从以下八个方面，清查国有企业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1）原材料采购中的贪污与运输中的偷窃浪费；（2）工厂管理费用中的贪污浪费；（3）伙食费中的贪污浪费；（4）工会各种费用中的贪污浪费；（5）工厂基金（即厂长基金）使用中的贪污浪费；（6）工资支付中的贪污行为；（7）修建费用中的贪污浪费；（8）合作社收支中的贪污浪费。同时，还包括前述这些方面在管理上的官僚主义现象。

鉴于工厂既是一个紧张的生产机构而又是贪污分子相对集中的地方，在工厂中进行“三反”，不仅要彻底肃清贪污浪费，而且要不妨碍生产并有利于生产。为此，上海市委要求各国有企业在运动中要特别注意掌握以下几条原则：一是正确处理工人的偷窃与“揩油”行为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办法应当是正确教育，建立制度，不咎既往，杜绝今后。二是慎重而严肃地处理工会经费、福利事业与合作社中的贪污浪费问题。处理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既要彻底弄清是非，认真向群众交代，又不要打击干部的积极性，伤害许多可以改造与挽救的干部。三是对有贪污行为的职员与技术人员，要采取团结争取多数、孤立打击少数的原则，并根据其技术高低和作用大小加以区别对待。四是工厂中的贪污现象比较普遍，必须有重点、有意识地检查贪污和搜捕大贪污分子，防止盲目地泛泛地进行。五是在工厂进行“三反”，其内容较机关更为复杂，而干部条件又相对较差，因此要特别注意有准备有步骤地展开，不能机械地照搬机关的那一套做法，不能简单从事、限期完成。

在*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的具体安排和领导下，到1952年3月3日，上海市已有157个国营、公营和公私合营的工厂进行了“三反”斗争。这些工厂共有职工135187人，包括13720名职员。贪污行为主要发生于职员和工厂管理者中，共查出贪污1000万元以下的4596人，占职员人数的30％；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主要是工厂的高级技术人员、专家及留用的厂长。

尤为触目惊心的是，上级组织派到工厂去工作的党员干部，包括军代表、军管专员、厂长、科长，甚至党委书记、支部书记，也有相当一部分沦为贪污受贿分子和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有的甚至沦为恶霸。例如上海市国营第二印染厂军代表陈琦，把家乡的地主、商人、反革命分子介绍到厂内充任职员，营造私人势力，成为工厂一霸，贪污、浪费、腐化、挥霍，为所欲为，已经完全蜕变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公私合营的实生橡胶厂，从副厂长到厂党支部书记等9名共产党员，全被代表私营股东的副厂长顾方千拉下水，变成了资本家的传声筒。

上海市在国有企业中开展的“三反”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毛泽东批示将上海市委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及所属各大城市党委，要求他们“参照办理”。

华南分局隶属于*中央华中局领导。1949年7月，*中央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决定组建新的*中央华南分局。8月1日，中央任命叶剑英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陶铸为第四书记。

中央决定开展“三反”运动后，叶剑英坚决贯彻，立即领导开展了华南分局、特别是广东省的“三反”运动。1951年12月21日，叶剑英在广东省和广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联合举行的会议上，作了题为《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基础上厉行节约，增加生产》的动员报告。他说，“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向全国人民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中心任务。这一任务在目前来说，是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抗美援朝胜利的中心环节；从长远来说，是积累资金，进行经济建设大业，按计划、大规模、快速度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根本方法；从思想改造来说，是肃清旧社会余毒，避免剥削阶级思想对我们干部进行腐蚀的有效办法。应当指出：增产节约，最大的敌人是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要进行增产节约的工作，只有放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基础上，才能成功。”　。　想看书来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6）

1952年1月2日，华南分局召开第60次常委会，叶剑英、方方、陶铸、古大存、黄永胜、易秀湘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会上，叶剑英再次作了动员，他说：“一些同志进城两年来，用度不检点，送礼有些马马虎虎收下了。真正用不义之财去搞家当是很少的，但失检点的则是不少的。”

戎马一生的叶剑英，把组织政治运动当作指挥作战一样进行，有条不紊，部署周密。“第一步，先从党内着手，先从自查开始，这是进行政治运动的一贯做法。”“第二步，指挥作战，这是一个关键。现发现贪污的很多，其中大部分是旧人员，于是有些同志安慰自己，以为共产党员贪污的少。但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标准应比他们高。”叶剑英严厉警告说：“所以要注意的是我们的一些指挥员，浑水摸鱼。只要自我批评，坦白出来，给以适当处分，解除精神上威胁，然后集中一切力量，一致对敌。”

当时广东省社会各界对“三反”运动存在着一些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有的*人士认为，搞“一反”（反贪污）还可以，其他“二反”大可不必；有的机关干部则说：“想贪污没机会，想浪费没权力，想官僚主义没资格”，觉得“三反”与自己毫无关系，因而对运动漠不关心；也有的机关干部认为，革命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享受一点，阔气一下，也没什么”；还有的认为，“贪污受贿自古有之，不是政治问题”。即使是在华南分局的常委会议上，有的领导干部只承认在华南分局浪费现象有一点，官僚主义也有一点，但贪污现象是没有的。对于这些错误认识，如果不加以批判和清理，势必影响运动的深入开展。针对这一情况，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坚决支持叶剑英的意见，他在发言时说：“分局决心大，是因为毛主席决心大。黄河之水天上来，每个人都要洗一洗澡。运动开展还不平衡，不深入，但在逐步开展。每个部门已下决心搞起来。今天是小的核心，打通思想。我想，这里不会有贪污问题，都是分局委员，而且何必贪污，开条子要就行了嘛。参座（指叶剑英）的意思是叫大家勇敢一点，讲清楚了，一不杀头，二不打官司。哪个地方没有起来，就是哪个地方*不够。”

华南分局常委易秀湘向与会者列举了已经查出的贪污人员数目比例：省外管局15％，省进出口公司15％，海关10％，省盐务局14％，省有色金属管理局10％，省物资管理局10％，省商检局15％，省海运局30％，省财委11％。易秀湘认为，实际贪污受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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