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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2页）

渔夫的意思，你为什么就不能换一种生存方式，活下去呢！那个楚怀王，那个顷襄王，已经把你抛弃了，干吗还要自作多情，魂牵梦萦呢？同样的道理，王国维这样的有学问的文人，难道想不到这种最起码的常识？那个已经跑到天津租界里当寓公的末代皇帝，甚至不知道你是老几，值得你去效那份无济于事，屁也不顶的忠贞吗？

屈原投江以后的一百多年，汉代的太史公司马迁，埋头为这位自沉汩罗的诗人写传时，膺服他的志，“其志洁，故而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但并不赞成他的这种自已设计的结局。

他之所以要这样高度评价屈原，这里面有太史公自惭形秽的内心隐痛，他活得苟且，活得委琐。然而，对于屈原这样的做法，值不值得死，有没有必要死，难道除死之外就再无生路了么？他虽然未置一词，但通过渔夫的嘴，说明他不会赞同这种样子的断然措置。因为，他本人曾经像屈原一样，忠忱爱国过，忧患元元过，赤心耿耿过，谠言铮铮过，不但没得到好的结果，更没得到好的下场。

但他却没有下决心像屈原那样轻易地就给自己画句号。

要知道，天有多大，这世界就有多大；这世界有多大，我们的生存空间也应该有多大。这也是从屈原到王国维的两千三百年间，有人想不开，死了死了，想干什么也不行了。有人想开了，遂有可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这就是坚决活下去的司马迁，理解同情屈原的同时，又并不以为然的描写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正是太史公的这支笔，记叙下来屈原的死，从此，每年的这一天，成为全民的一个节日。他们用划龙舟的形式，用吃粽子的方法，来纪念这位诗人。在中国，一个文人的忌日，能成为举国上下的嘉年华。相反，中国差不多有三百多个帝王，他们活着的时候，唯辟作威，唯辟作福，什么事情办不成呀，然而他们却没有办法能够在死后享受如此永远的殊荣，实在是使知识分子扬眉吐气，深感荣幸。

死了能被人记住，不容易，死了能被人怀念，更不容易。死了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次出现在活着的人的视野里。说实在的，这么死一回，好像也值得似的。然而，除了王国维，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多数中国文人宁可学司马迁，也不学屈原。因为，在端午节的这一天，那些划龙舟的人，那些吃粽子的人，那些点雄黄酒，挂艾蒿的人，到底有多少真正去纪念这位中国第一诗人者，也是非常有限的。

从屈原到王国维（3）

这个现实，能使中国文人清醒。

也许外国文人对于各色各样的“辱”，见识得少，经历得更少，忍受得尤其少的缘故。所以，读外国文学史，譬如俄国的第一诗人普希金，第二诗人莱蒙托夫，为了一个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绝对不值得死的理由，而送掉性命。深感此二位之大可不必，也觉得此二位有如屈原和王国维之想不开。

当然，对他们随便就豁出命去拼的精神，还是忍不住为之激动。

为什么激动，因为懦弱的我，做不到。而且我还相信，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太把命当回事，也是做不到的。中国文人，从古至今，几乎找不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这种样子因呕一点闲气而拉开架势决斗的案例。

中国只有忍辱负重司马迁，这位无论怎样想不开，也要努力不死，绝对不想自杀，受天大的痛苦也要去著书立说的范本人物。

或许，这正是应该我们为之自豪的，由于惜生畏死的缘故，中国作家的自杀率，要低于西方，更低于日本。形成这样一个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有皇帝的那些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被整肃得太狠了，太苦了；消灭得也太轻易了，太随意了。因而，物理学的定律，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反倒激发了古往今来的文人，特别强烈的求生谋存的能力，只要有一丝活下来的可能，轻易不肯自绝于人民。

对不起，恰恰是那些外国同行，由于活得优裕，从容，自在，不那么感到明显的压迫，威胁，镇压，因而稍有郁闷，不快，压抑，就受不了。于是，视生命为儿戏，说死就死。越是大师级的重磅作家，如海明威，如川端康成，如法捷耶夫，越是爱用这种方法解脱自己。奥地利作家斯蒂芳·茨威格，也是其中一员。

1942年2月22日，他同妻子一道，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市郊彼得罗保斯的寓所自杀。他留下一纸《绝命书》，声言死的理由。

“年过花甲，要想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这需要一种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无家可归的漫长岁月中业已消耗殆尽。这样，我认为最好是及时地和以正当的态度来结束这个生命。”

说实在的，因这点理由寻死，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好像不是那么值得，不是那么有说服力的。

当然，一个人要结果自己，是他的自由，是他的选择，无容别人置喙。按照中国文人自杀的通常规律，走这条不归路，原因无非两端：其一，这个世界不让他活下去，其二，他本人也不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光有其一而无其二，不会自杀，同样，没有其一，也就不可能有其二，更不会自杀。所有用非常手段结束自已者，归根结底，一，起因源自外部，二，下手还在自己。

茨威格的绝命理由，无论外部，无论自己，以中国人的眼光，是很站不住脚的。第一，纳粹离你已经很远，第二，克格勃也算计不到你，第三，又不是生活在我们那位流氓无产者朱皇帝文字狱的阴影之下，第四，你从德国流亡到南美洲，人家巴西相当礼敬你，面包有，黄油也有，没有充分理由走这条路。

好像是老俩口开煤气，一氧化碳中毒，窒息而亡。文革期间，傅雷夫妇也是用同样方法，离开这个世界的。可傅雷是逼得没法活了才寻死，而茨威格所在的那个巴西，既没有红卫兵，也没有造反派，至于有这个走的必要吗？

这就是外国人和中国人的不同了。西方人对于生命质量的要求，和我们只求活着便好的生存哲学，是迥然相异的。中国人有面包，哪怕没有黄油，也可能活得很滋润，甚至连面包也没有，只有面包渣，也能苟延残喘地活下来。外国人，光有面包和黄油是不行的，好像还需要其它精神方面的东西，中国人或者中国文人，一般不存有这种奢望。

茨威格，只是缺乏“一种非凡的力量”，就觉得活不下去，只是不能“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就想结束生命。这种精神状态，放到任何一个中国人身上，是不会当回事的。没有力量就没有力量呗，不能开始全新的生活就不开始呗，至于吗，为之而死，傻不傻？

从屈原到王国维（4）

中国人最现实，天堂再好，哪怕顿顿吃葱扒海参，餐餐喝浓汤鱼翅，他也不会去的。宁肯有一顿没一顿的在人间熬煎，也不接受这张去天堂赴宴的请柬。这就是中国式的生存哲学了，说得好听一点，叫“活着而且要记住”　，说得难听一点，叫“好死不如赖活着”。

因之，普希金会为一位法国爵爷骂了一句绿毛乌龟，而妒火中烧，以致大动干戈，最后送命；莱蒙托夫会为同窗羞辱他为乡巴老，怒发冲冠，而与那些贵游子弟决一死战，伤重不治。这种为忍不下去的一口气，不惜拿命去拼个高低的做法，绝不为中国文人所取。

活着，便是一切。中国文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真理，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者，也不在少数。但更多的却能在万般劫难，次之，万般磨难，再次之，万般困难，再再次之，万般刁难之下，苟存下来。其信条，说白了，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无论怎样严酷恶劣的外部空间，也要尽一切可能，求生图存，活着并且要记住，这才是人生最高诉求。

所以，不是聪明人唯图苟活，而是聪明人懂得算账。也许只有王国维，只是为了“义无再辱”的那个“辱”，投湖自尽。用结束生命的办法摆脱了辱，同时也把他的珠玑文字，锦绣词藻，三坟五典，殷墟甲骨，随之沉于湖底的烂泥之中。这个账，怎么算，谁来算，都是划不来的。

因此，中国文人之怎么折腾也不死，实在是了不起的一种精神。

后来，文革期间，即使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神州陆沉之际，休看北大、清华，离颐和园咫尺之遥，从未听说过有哪位教授，讲师，学者，权威，再跳昆明湖，重蹈自屈原起，到王国维的赴水之路。可从《牛棚历险记》，到《九死一生录》煌煌钜著中，那十年间，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宗旨下，在绝不提倡“温良恭俭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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