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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谈了。
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浪费。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回忆录》的第一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写什么呢?我写小说,不一定写真实。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受了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让·雅克·卢梭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四人帮”的爪牙称我的“文集”为“十四卷邪书”。但是我在那些“邪书”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米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园》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
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我因为这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协。《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
我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读这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么幼稚。多么单纯。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我写完了《家》和它的续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今天,在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但是经过十年浩劫,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徊”,我虽然年过古息满头白发,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绝不放下手中的笔。
我罗嗦地讲了这许多话,都是讲我自己的事情。我想朋友们更关心的是中国文学界的情况。我该怎么说呢?我说形势大好,四个月前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的闭幕词是我作的,里面有一段我引用在这里来结束我的讲话:“今天出席这次大会,看到许多新生力量,许多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心、敢想、敢写、创作力极其旺盛的,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我要同大家在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我现在更加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
第一辑:童年生活印象
最初的回忆
“这孩子本来是给你的弟妇的,因为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如今送给你。”
这是母亲在她的梦里听见的“送子娘娘”的说话,每当晴明的午后母亲在她的那间屋子里做着针钱时,她常常对着我们弟兄姐妹(或者还有女佣在场)叙说这个奇怪的梦。
“第二天就把你生下来了。”
母亲说着这话时,就抬起她的圆圆脸,用那爱怜横溢的眼光看我,我那时站在她的身边。
“却想不到是一个这样淘气的孩子。”
母亲微微一笑,我们也都微笑。
母亲是爱我的。虽然她有时候笑着说我是淘气的孩子,可是她从没有骂过我。她使我在温柔和平的空气里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
一张温和的圆圆脸,被刨花水抿得光滑的头发,常常带着微笑的嘴。淡青色湖绉滚宽边的大袖短袄,没有领。
我每次回溯到我的最远的过去,我的头脑里就浮现了母亲的面颜。
我的最初的回忆是不能够和母亲分离开的。我尤其不能够忘掉的是母亲的温柔的声音。
四五岁光景我跟母亲从成都到了广元县,这地方靠近陕西,父亲在那里做县官。
在我的模糊的记忆里,广元两个字比较显明地时时现了出来。
衙门很大一个地方,进去是一大块空地,两旁是监牢,大堂,二堂,三堂,四堂,还有草地,还有稀疏的桑林,算起来总有六七进。
我们的住房是在三堂里面。
最初我跟着母亲睡,睡在母亲的那间大的架子床上。热天床架上挂着罗纹帐子或麻布帐子,冷天挂着白布帐子。帐子外面有一点灯光在抖动,这是从方桌上的一盏清油灯里发出来的。
清油灯,长的颈项,圆的灯盘,黯淡的灯光,有时候灯草上结了黑的灯花,必剥必剥地燃着。
但是我躺在被窝里,我并不害怕。我常常睁起眼睛,看着母亲的和平的睡脸。我想着母亲这两个字的意义。
白天,我们进书房去读书,地方是二堂旁边,窗外是一个小小的花园。
先生是一个温和的中年人,永远对着我们摆起那一副和善的面孔。他会绘地图,还会绘铅笔画,他有着彩色的铅笔,这是我最羡慕的。
学生是我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我。
一个老书僮服侍我们。这个人名叫贾福,六十岁的年纪,头发已经白了。
在书房里我早晨认识十个字,下午读几页书,每天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和我一样,他比我只大一岁多。
贾福把我们送到母亲的房里。我们给母亲行了礼,她给我们吃一点糖果。我们在母亲的房里玩了一会儿。
“香儿。”三哥开始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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