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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义和团运动引发的中国动荡，可以看做东方古国试图抵御西方势力特别是宗教渗透的最后一搏。随着清王朝的最终告败，曾经一直受到抵触、抗击乃至武力排斥的西方传教士活动，在20世纪初变得畅通无阻。虽然还会有零星的民间的反对声音，但过去那种主要针对基督教传教势力的强烈排外情绪和非理性行为，逐步退隐到了历史后台，直到20年代后期新一波革命浪潮的兴起。因此，1900到1925年，这一时期被认为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鼎盛时期。《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一书写道：“从义和团到孙中山1925年去世，传教事业在中国经历其黄金时代，到20年代中期，在中国有27所教会大学和学院、3700名学生、43000名毕业生。中小学里，中国学生有30万在新教教会学校念书，26万在天主教学校念书。随着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传教事业日趋衰微。”卢斯在中国的成长，回国后的大学生活，乃至1923年创办《时代》，恰恰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卢斯与父母最直接的承继关系，表现在他对教育的关注以及对教育理念的另一种实践上。

在西方与近代中国的关系中，如何看待与解读传教士的作用，历来非常棘手。在不断的军事入侵、政治干预、经济渗透的历史演进中，一代又一代的传教士，总是处在背景复杂与处境尴尬的位置，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于是，在过去的历史评说中，传教士们大多只受到政治的审视和批判，或多或少都被认为与“罪恶”密不可分。这是他们无法回避的尴尬。一些论及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关系的著作，虽然会提供一些重要史料和演变脉络，但更多的则是言辞激烈的、概念化的政治批判，把传教活动与列强的势力渗透和利益分割简单地混为一体，而对这样一种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历史行为，在文化、精神、教育等诸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众多传教士中的不同性格、不同倾向，尚缺乏具体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在这一点上，《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颇有创见，颇有力度。在作者那里，传教士们所从事的教育活动，不再被视为“妖教”的洪水猛兽，也没有简单化地将之作为帝国主义实施侵略的附属工具，而是多了一些心平气和的、冷静的叙述。他们站在历史的高度，予以客观评价。正是教会学校的出现和发展，才导致现代意义的中国教育开始萌芽、形成；同时，教会学校本身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精英，从而大大改变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成员构成，产生了不可忽略、不可否认的积极影响。从论题上看，他们所侧重的是教育近代化，但由于教育的特殊性，他们的叙述其实也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领域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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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一章（4）

的确，与传教士相伴的教育活动，以及它的历史作用，特别需要认真研究和客观评价。我时常觉得，历史叙述有时需要多用设问来加深思考。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没有传教士最初带来西方的教育方法和学校理念，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是否会衰微和消失？如果没有来势凶猛的教会学校的冲击，北京大学之类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否会出现？如果没有20世纪处在巅峰时期的教会学校教育，会出现那么多学贯中西、成就斐然的学者、文学家、律师吗？如果没有燕京大学教会大学的特殊背景，没有大学校园里相对活跃和宽松的政治气氛，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还会以燕京大学学生率先走上街头的那种方式爆发吗？……

我想，有些历史存在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能做到不受狭隘意识的束缚，而将之放在客观的天平上衡量。

在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中，卢斯父母所在的登州长老会及其所办学校，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1864年，从美国来到登州的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　W。　Mateer）与夫人，一起在登州设立蒙养学堂。这被认为是在中国早期出现的教会学校之一。1876年，学堂扩至中学，并正式定名为文会馆。

《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对登州蒙养学堂的教学生活有这样的描述：

早期的登州蒙养学堂就像一个大家庭；狄考文夫妇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然而，与中国传统家庭的家长不同，他们不但有威严，而且很亲切。特别是负责学生生活的狄考文夫人经常给孩子们讲故事，还和他们一起玩捉迷藏。

会讲汉语，不仅使外籍教师可以直接与学生沟通，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尊重。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极为高涨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后一方面的因素极为重要。回顾一下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我们会发现，那些发展比较快、比较有影响的学校大都由被称为“中国通”的传教士教育家所主持。如主持登州文会馆的狄考文入华不到一年就开始尝试用中文上课。他用中文编写的教科书，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全国各地流行。

狄考文的影响不仅限于在登州办学，在整个中国基督教教育中，他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自己编撰各类教材，被认为是“传教士教育家”。根据基督教传教士1877年大会的决议，在华基督教各教派在上海联合组成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狄考文等被推举为委员。

卢斯的父亲路思义，继狄考文之后来到登州。登州文会馆1904年与英国浸礼会设在青州的广德书院合并，易名为广文学堂，迁至潍县，是为齐鲁大学的前身。后来，路思义又出任燕京大学副校长，归国之后的10多年里专门负责在美国募集教育经费，提供给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卢斯一家于1904年随学校一起从登州迁至潍县，卢斯的童年乃至少年生活，都与教会学校密切相关。学校的生活、父母对教育的感情投入，无疑影响着卢斯的成长，而他的妹妹后来也一直担任负责向中国教会大学提供经费的基金会的负责人。《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的作者就这样认为：“路思义帮助建立、发展乃至资助了中国多所著名的教会大学，他的开放、智慧的宗教热情熏陶着他的四个孩子。”

在不少同时代人眼里，卢斯后来实际上也在履行着教育者的职责，或者说，他把刊物对世界的影响，就当作了另一性质的学校。

1965年9月21日，在纽约举行的第九届杂志出版人协会秋季年会上，卢斯发表演讲，强调了作为一名教育者的作用：

我们是国家出版物——对这个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必要的，当然我们还不限于此。我们还是这个国家民众的教育者，这一点早就得到公认。杂志一直以许多许多方式实施着教育，特别是对成年人。我们培养美国人民获取消息应具备的感知力。我们还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信仰方式的教育者。

封面中国　第一章（5）

美国教育家、芝加哥大学校长、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主席哈钦斯（Robert　Hutchins）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常常不同意卢斯的政治主张，但却欣赏卢斯的历史成就。卢斯去世后，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卢斯先生和他的杂志，对美国人的性格的影响，比整个教育制度加在一起的影响还要大。”

就这样，卢斯以其新的选择和方式，最终在一个全新领域远远超过了父辈，因为他创办了《时代》，建造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帝国。

四TIME的问世——“时间”还是“时代”？

不清楚是谁最早把TIME杂志的中文名称翻译成了“时代”，从此一直沿袭至今。其实，这一译名并不准确。英语中，TIME的含义既是“时间”，也是“时代”。从刊物创办时的苦思冥想来看，TIME本来是取“时间”的含义。

创办一个全新的刊物，是两个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年轻学生的共同理想。他们一个是卢斯，另一个是哈顿（Briton　Hadden）。他们结伴来到纽约，在东17街的一幢破旧楼房里租下一间公寓，开始了他们的创业。（哈顿因病于1929年去世，此后由卢斯一个人掌管《时代》，直到1964年退休。）

《谁在〈时代〉封面上？》一书这样叙述他们的开创之举：

早在1921年，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卢斯和哈顿（1920届），就萌生了创办一个新闻杂志的念头。这两个年轻人对未来杂志议论了许多方面的问题，以及与所有同类出版物竞争甚至最后超出的可能性。……

他们研究了许多杂志。如《读者文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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