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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挫其狂锋。”

这确实是十年未遇的大好形势。然而，这样一位扭转十年积弱局面，力挫敌人狂锋的功臣，竟然遭到魏忠贤的嫉恨，唆使他的党羽攻击袁崇焕“暮气”，迫使他辞官而去。这是在自毁长城，好不容易开创的大好局面，被无端地葬送。以后虽然袁崇焕再度出山，无论怎么努力，再也恢复不到以前那样的局面了，不免令人遗憾。

应召提出平辽方略

朱由检即位以后，把扭转辽东局势作为营求“中兴之治”的头等重要任务。根据朝廷大臣的建议，他召回了袁崇焕，立即任命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添注左侍郎。很显然，他对于曾经战胜过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的帅才，是寄予厚望的。

兵部署理部务的左侍郎吕纯如极力推荐袁崇焕，请求皇帝破格重用。他的奏疏写得别具一格，评价也独具只眼。他说，之所以建议朝廷重用袁崇焕，只认定此人与众不同的特质，这种特质可以概括为十个字：“不怕死，不爱钱”和“曾经打过”。这十个字实在精当得很，“不怕死”是勇敢无畏，“不爱钱”是清正廉洁，“曾经打过”是曾经打过胜仗——两次宁远大捷，威震辽东。吕纯如在奏疏中分析道：当强敌压境之时，其他人都大声疾呼盼望援兵，唯独袁崇焕把母亲妻子安置在军中，表示誓与将士共存亡的决心。纸上谈兵人人都自以为是，而未必能够在战争的矢石锋刃中练就一身胆气，这就是臣所以说袁崇焕始终可用的道理。

这番话说得很别致很深刻，也很有道理，朱由检立即提升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出任总管蓟镇、辽东、登州、莱州、天津军务的“督师”大臣，把华北、辽东及渤海湾的军事全权委托给他。就是考虑到他确实是进士出身的官僚中屈指可数的帅才，不但有过人的勇气和胆略，不怕死，不爱钱，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而且在运兵布阵、计谋韬略上也是行家里手。朝廷渴望扭转辽东战局，他毫无疑问是不二人选。

崇祯元年（1628）七月十四日，皇帝朱由检在紫禁城的平台召开御前会议，与高级官僚及督师袁崇焕讨论平定辽东事宜，主要是听取袁督师的平辽方略。

会议一开始，朱由检就直截了当地向袁督师提问：建部（按：指后金）跳梁，已有十年，境内疆域沦陷，辽东生灵涂炭。你不远万里从家乡应召前来，忠勇可嘉。请把你的平辽方略，如实说明。

袁崇焕回答：臣受皇上知遇之恩，把臣从万里之外召来。倘若皇上能给臣便宜行事的权力，那么五年之内辽东外患可以平定，整个辽东可以恢复。至于平辽方略，臣已经另写了书面意见。

朱由检一听五年可以收复辽东，十分兴奋，说：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决不吝啬封侯之赏，希望你努力，解天下倒悬之苦，你的子孙也可以世世享福。

在一旁的内阁辅臣韩爌、刘鸿训、李标、钱龙锡等人听到“五年全辽可复”这样的豪言壮语，莫不欢欣鼓舞，纷纷称赞袁崇焕胆识实在不凡，真是奇男子。

御前会议第一阶段结束，皇帝退入便殿休息。熟悉军事的兵科给事中许誉卿，乘会间休息，当面向袁崇焕请教“五年平辽”的具体方略。原以为他会滔滔不绝地陈述高见，不料，袁崇焕不假思索的吐出四个字：“聊慰上意。”那意思是说，我是为了安慰皇上，姑妄言之的。许誉卿听了大为惊讶，悄声提醒他：皇上英明之极，你岂可信口开河！五年以后，按期追查你的功绩，怎么办？

袁崇焕督师辽东（4）

袁崇焕听了许誉卿一席话，方才意识到在皇上面前失言了。待到会议继续进行，为了冲淡刚才夸下的海口，他急忙向皇上解释“五年复辽”的含义，并且提出许多前提条件。他说：辽东边防是四十年积累下来的局面，原本不容易了结，但是皇上励精图治，正是臣子枕戈待旦之秋，所以臣尽心竭力，企求“五年复辽”。这五年中，必须事事落实才行，第一是钱粮，第二是武器，各个政府部门一定要悉心措置，使臣得心应手。

朱由检立即交代户部侍郎王家祯、工部侍郎张维枢，一定要着力筹办，务必使前方不缺钱粮、武器。

袁崇焕又提出人事问题：五年之中，事变难以预料，吏部、兵部在用人事宜上必须让臣得心应手，当用则用，不当用则立即罢斥。

朱由检立即关照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照办。看得出来，朱由检把恢复辽东作为营造“中兴之治”的重要举措，所以对于袁崇焕提出的要求一一满足，为了实现“五年复辽”，什么都可以答应。

袁崇焕又提出言官的舆论监督问题，说：以臣之力制服辽东而有余，调和朝廷众人之口则无能为力，那些忌功妒能的言官，虽不至于掣臣之肘，也足以乱臣之心。

朱由检全神贯注于“五年复辽”的方略，听得专注，不由得从宝座上站了起来。听罢袁崇焕的话，略加思索后回答：朕自有主持，你不必为浮言介意。

袁崇焕再也没有什么条件可以提出了，只得表态：臣如果不能马到成功，收复故土，还有什么颜面见皇上！但臣才疏学浅，还望皇上指示、教训。

朱由检没有给他什么指示、教训，平淡地说：你的陈述井井有条，不必谦虚。随后敦促他早日出山海关，实现诺言。

在一旁的内阁大臣刘鸿训等提请皇上，赋予袁崇焕便宜行事的权力，赐给尚方宝剑，把指挥大权统一于袁崇焕。朱由检表示同意。他还招呼袁崇焕走近，和颜悦色地说：愿你早日平定外寇，以舒四方苍生之困。袁崇焕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遵照皇上心意，早日了结辽东战局，宣扬皇上威德，消灭敌寇。

这场御前会议，显示了崇祯皇帝刻意营求“中兴之治”，急于平定辽东的焦虑心态。他即位以后，着重抓了两件大事，一是清算“阉党逆案”，二是平定辽东，应该说全部抓到了点子上。在他看来，只有办成这两件事，“中兴”才有希望，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因此，对袁崇焕寄予厚望，几乎言听计从，全力支持。袁崇焕看透了皇上的急切心情，投其所好，草率地提出“五年复辽”的方略，来“聊慰上意”。动机固然良好，效果却适得其反。

袁崇焕虽然清正廉洁、能征善战，毕竟缺乏谋划全局的政治头脑，尤其不熟悉在朝堂之上、皇帝面前条陈方略所使用的政治家辞令，应该模棱两可，有回旋余地。他贸然提出“五年复辽”这样的军令状，使自己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铸就了无可挽回的错误，因为他是在用“戏言”搪塞这位办事顶真的皇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无异于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了自己的头顶之上。

以袁崇焕在辽东这么多年的戎马生涯，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了解，对这场战争旷日持久形势的判断，他无论如何不能违心地许诺“五年复辽”。俗话说，军中无戏言，君前无戏言。当时在场的许誉卿警告他，在英明君主面前信口开河，到时按期责功，你如何交代？袁崇焕自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于是提出许多苛刻条件来刁难各部大臣，力图留下回旋余地。不料未等各部大臣开口，皇帝已经一一满足，使得他再也无退路可遁。一年后，御史毛羽健冷静地回顾此事，评论袁崇焕向皇帝许下“五年复辽”的诺言，如此说：他对豪言壮语佩服的同时，也看到了问题，这并非袁崇焕平日胸有成竹的语言，眼中毫无全局观念，恐怕是仓促应对陛下的提问，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确实，从当时力量对比判断，明朝方面要抵抗后金的南下，已经很困难，企图收复失地更是难上加难，“五年复辽”云云，完全是无法实现的梦想。袁崇焕日后的悲剧下场，就由这场对话而铸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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