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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传统的专制政治所无法理解的事情。看来，教育领导在民国初年可真是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大总统不知道什么是*和选举，下面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譬如说竞选，各政党除了*演讲、宣传政见外，更多却是倚仗地方机构和行政手段来控制选举。譬如在湖南选区，国民党便在选举前将各县县长大多调整为国民党员，选区的监督也全部委派国民党员担任，结果共和党在湖南惨败，从国会议员到省、县议会，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例数当选。湖南是这么搞的，江西、广东、湖北这些由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也是如此。其他党派也不甘落后，譬如统一党就利用河南都督张镇芳的关系，要求张镇芳支持该党在河南的选举，无论使用什么手段，也决不能让国民党取胜。

由此，民国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出现了各种“怪状”与“丑闻”，譬如拉票、抢票、毁票，还有什么金钱贿买，甚至暴力威逼与胁迫等等，也就不足为怪了。总而言之，各种手段是无所不用，无奇不有，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稍微厚道的说，初次选举出现这些乱象实在不算新闻，何况一些乱象早在清末宪政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即使是现在，很多国家和地方的选举丑闻也是层出不穷，更别说一百多年前初尝*的中国了。要怪，只能怪选票是个好东西。

在宋教仁和诸多国民党员的努力下，国民党在参众两院的初选和复选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在众议院的596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269席，占45．1％，共和党、统一党和*党为　154席，只占25．7％，；在参议院的274个席位中，国民党获123席，占44．9％，共和、统一、*三党为69席，占25．2％（其他均为跨党和无党派人士）。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虽然没有获得超过半数的绝对优势，但他们所占的议席数已经是远远超过了其他政党，即使共和、统一、*三党联合，也不足以相抗衡。

国民党在竞选中的胜利，使全党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感到十分的激动。在他看来，胜利的曙光已在眼前，组阁的梦想即将实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危险正慢慢向他逼近。如今快一百年过去了，有时候回头想想，宋教仁所迷恋的选举胜利何尝不也被后人所迷恋并迷信着，但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它只是一个幻想，或者说是个幻象。

在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辞职后，同盟会曾想把宋教仁推出来做内阁总理，但参议院的议员们却在私下里议论说：“太少！太少！”宋教仁出生于1882年，当时未满32岁，若不是孙中山和黄兴此时在政治上消极的话，以他的年龄和资历当然不能出头，而在同盟会之外，宋教仁自然无法和孙中山、黄兴的声望相比。

事实上，宋教仁所热衷的选举政治本身就充满了矛盾：他一方面想和袁世凯调和，另一方面又想与袁世凯争权；一方面放弃了军事，另一方面却又想争夺政权，这在一个沿习千年、以武力为后盾的专制国家中，这如何能办得到呢？宋教仁以为只要有一部《约法》，藉着《约法》中规定的“责任内阁之空名，加上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政党，便足以对付袁世凯的军政力量，岂非是漠视传统和现实的书生之见？要知道，大凡中国的专制者，依仗都是*裸的武力，又有几个把法律当一回事？

宋教仁也许忘记了，在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之所以放弃了与袁世凯的争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无法和袁世凯的军事力量相抗衡，这才不得不依靠袁世凯的力量迫使清帝退位。在革命时期用武力尚且不能达到的目的，又怎能在袁世凯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时候再用和平的、选举的方式夺回来呢？这也未免太天真浪漫、太不现实了吧。

孙中山当时的消极，一来是他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时期的财政窘境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阴影，二来也可能是他在潜意识中认识到，既然革命党人打不过袁世凯，那就只好信任并将政权让给他，以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等到国家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到时再用合法的手段进行竞争。

这种“先经济、后政治”的思想，孙中山曾在给宋教仁的信中透露过：“如今不管是谁来执政，都不可能采取什么重大的措施，获得很大的成就。因为国家内部的力量越来越枯竭，外来的压迫和侵略越来越紧逼，这绝对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如果只是从政治上开药方治疗，只会越弄越乱，每况愈下而已。一定要从根本着手，发展国家的物质经济，使人民的生活富裕起来，国家的形势巩固不动摇了，政治才能活动开来。”孙中山当时那个“大铁路计划”，恐怕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1913年2月，宋教仁辞别母亲和妻子，在长沙、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演说、游历一番后回到上海，并准备在3月20日乘火车前往北京。宋教仁所到之地，往往要发表演说，其中也不乏抨击袁世凯政府的言辞。当时有人劝他不可过于锋锋芒毕露，以免不测之险。宋教仁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我这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既无夙怨，也无私仇，光天化日的政客竞争，又怎么会有如此卑劣残忍的手段？”

宋教仁毕竟年轻阅浅，也未免太大意了，他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当时以袁世凯为代表）过分的轻视，此所谓“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真是为后来者留下了一个血淋淋的教训。

3月20日晚十点左右，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沪宁火车站准备北上。由于当时很多当选的国会议员也都从上海出发，因而车站还特设了议员休息室，宋教仁等人便先在那里稍作休息。议员休息室里的气氛是热烈的，每个人的情绪都很高昂。正当大家兴高采烈的谋划着民国未来的美好蓝图时，火车的汽笛突然“呜呜”响起，提醒火车已经到站，旅客们赶紧上车。

从议员休息室到检票口不过数十米，两三分钟即可走到，但此时却突然下去了小雨。在大家的簇拥下，宋教仁与黄兴在前面并排走着，一路上还说说笑笑，但当他们快走到检票处的时候，斜刺里突然窜出一条黑影，说时迟那时快，只听“砰”地一声枪响，走在队伍前面的宋教仁表情痛苦，他扶着身边的铁栅栏，忍着痛叫道：“我中枪了！”

紧接着，又是两声枪响，这次的子弹却弹在地上，并未伤人。在大家的一片惊呼中，凶手却身手敏捷，还没等到巡警赶来，此人已经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之中，一下就跑没影了。遭此变故后，欢乐的气氛为之一扫而空，夜色也紧张得换了一个面孔，在细雨茫茫中，街灯也显得更加的昏暗。

等到大家镇定下来后，却发现宋教仁已经歪倒在地上，手还紧紧的捂着受伤的腰部。当同伴们找来汽车送他去医院的时候，血已经流了一地。很快，宋教仁便被送到附近的铁道医院，经医生的检查，宋教仁是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可怕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

毫无疑问，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致宋教仁于死地。

外科医生赶到后，随即对宋教仁进行手术，在费劲周折后才将其体内的子弹取出，但此时已经太晚。手术后的宋教仁脸如白纸，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便呻吟着对陪护的于右任口授遗嘱，说有三事还需同志相助，一是将他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的书籍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是他家中一向贫寒，老母尚在，希望在他死后请黄兴及各位故人代为照料；三是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他为念而放弃责任。

言毕，宋教仁痛苦至极，他一会双手抱肩，一会合成十字，似乎有说不尽的苦况，旁边一班送死的友人，也都为之恻然落泪。在经过第二次缝肠手术后，宋教仁的伤情更加恶化，他还呻吟着说：“我为了调合南北，费尽若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捱到3月22日凌晨四点，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围侍下，宋教仁终于在辗转苦痛中气绝而亡，年仅三十二岁。临终前，宋教仁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框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

宋教仁在游杭州西湖时，曾口占五绝二首，一曰：“日出雪磴滑，山枯林叶空；徐寻屈曲径，竟上最高峰”；二曰：“村市沈云底，江帆走树中；海门潮正涌，我欲强挽弓”。

倘若两首诗的最后一句合并，便是“竟上最高峰、我欲强挽弓”，这就颇有点不祥的味道了。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宋教仁太年轻的躯体，可能真的无法承当如此大的雄心壮志。在他即将到达政治生命的顶峰时，黑暗的陷阱却早已布下，宋教仁刚刚三十二岁的生命之火和无数人为之激动的宪政理想也随之无情熄灭。

时代的巨浪，将这位年少英雄推上了政治的浪尖，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无可抗拒地死亡，虽说这是宋教仁的宿命，但又何尝不是无数国民的宿命呢？

二十四、宋案迷踪

二十四、宋案迷踪

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他出身于一个耕读世家，最开始的时候家道还算殷实，但从其祖父辈开始因参与了反清事业，家族也由此开始衰落。宋教仁从小天资聪颖，1901年的时候考中秀才，1903年报考武昌文普通学堂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学。文普通学堂是湖广总督张之洞设立的一所新式学堂，对当时的中外知识和新思想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就在宋教仁入学的那一年，黄兴从日本回国宣传革命，宋教仁听了他的演说后十分佩服，从此便跟黄兴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1904年2月，黄兴和宋教仁等人成立了华兴会，由黄兴任会长，宋教仁和刘揆一任副会长。当年11月，华兴会准备在长沙举行反清起义，可惜未经发动便消息泄露，结果起义未遂失败。在这一年的年底，宋教仁在得知自己被学校开除后，随后流亡日本。1905年初，宋教仁与革命同志在东京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杂志，以宣传革命，宋教仁被推为经理人并承担了主要的写作任务，尽管这个杂志只出了两期便被日本方面强制停刊，但宋教仁激情四射的文章已经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在同盟会成立后，《二十世纪之*》杂志被改名为《民报》（即同盟会的机关报），仍旧由宋教仁负责日常事务。宋教仁初到日本后，因为不懂日本话，因而他经常到书店购书自学，并报名学习日语、英语甚至到体育会练习兵式体操，为日后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在具有了一定的日文基础后，宋教仁参加了早稻田大学的考试，并成为留学生部的预科学生。在此期间，宋教仁翻译了一些宪政方面的书籍，包括《日本宪法》、《英国制度概要》、《美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德国官制》等，这些学术活动虽然谈不上研究精深，但基本奠定了他在宪政和法律认识方面的基础。

从宋教仁的日记来看，他在日本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的惬意。譬如在1906年9月27日，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接到家中的书信，哥哥说家里生活很困难，衣物都拿出去典当得差不多了，家里刚长出青苗的田地也卖了，老母亲很想念他，希望他回家，并希望他能寄钱回家或者自己带回家，缓解家里的经济困难。宋教仁读完信后，愁苦不堪，一筹莫展，他恨不能长出翅膀飞回家去看望母亲，又想从哪里想办法弄一笔钱寄回去，可他左想右想，最后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1907年，在日本试图谋划强占中国领土“间岛”（即延吉地区）时，宋教仁化名日本人打入日本秘密组织“长白山会”，并获取了日本人伪造的“间岛”归宿假证据。由此，他写出了一本名叫《间岛问题》的书，并帮助清政府在维护“间岛”主权问题上取得成功。为了奖励宋教仁的爱国行动，时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还亲自下令让驻日公使奖励宋教仁1000元钱。但是，宋教仁的行为也给他带来了被动，一是同盟会的同志怀疑他投靠清廷，二是日本政府将他看做清政府的奸细并对他进行监视，而此时的同盟会也屡起风波，宋教仁也被卷入冲突当中。

1911年1月，宋教仁返回上海，并应于右任的邀请担任了《民立报》的主笔，由此写下了大量的时政评论和革命宣传文章。在此期间，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会，试图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武昌起义前（9月25日），湖北革命党人居正、杨玉如还到上海与宋教仁等人协商发动起义之事，并希望同盟会派人前去领导，可惜宋教仁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没有采取行动。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任法制院院长，协助孙中山制定法令。但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与孙中山主张的大总统制发生冲突（之后颁布《临时约法》却又改成责任内阁制，以限制大总统袁世凯的权力），好在后来南北议和成功，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又提名他做农林总长，但这个职位显然满足不了宋教仁的大志。在唐绍仪辞职后，宋教仁也辞去内阁职务，并返回湖南老家探望已经阔别了近十年的母亲。

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获得国会选举的胜利后，宋教仁是极有希望出任新的内阁总理的，但谁也没有想到最后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

谁是杀害宋教仁的幕后元凶？

第一个怀疑对象当然非袁世凯莫属，因为他有太多理由要杀宋教仁。袁世凯曾经很欣赏宋教仁，并试图将他拉进自己的队伍中，譬如宋教仁在准备回湖南老家省亲时，袁世凯曾赠予其一本50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让宋教仁随意支用，可宋教仁除用了二三百元外，将支票基本原物退还。另外，袁世凯还为宋教仁订造西装，连尺码都量得非常准确，足见其用心良苦。

可惜的是，在袁世凯的亲善和拉拢下，宋教仁看起却来是如此的“不识抬举”，他在各地演说中，曾毫不忌讳的攻击袁世凯的政府并言动一时，由此引起袁世凯的恼怒与仇恨，似乎也在话中之意。如今，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也即将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袁世凯怎能不萌生杀意？

令人无语的是，宋教仁在临终之前还请黄兴代笔致电北京，向袁世凯报告了被刺经过，他说：“窃思自己受任以来，束身自爱，从未结怨于私人。如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临死之人，殷殷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闻者何尝不令人心酸？

当袁世凯得知宋教仁被刺的消息后，也是十分的惊诧，他随即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要求迅速缉拿凶犯，按法严办，以维国纪。在宋教仁身亡的凶讯传来后，袁世凯发布命令，要求国务院从优议恤，并称：“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至伟。适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知大体。擘画劳苦，方期大展宏猷，何遽闻惨变？民国新建，人才难得，该凶犯胆敢于众目睽睽之地狙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凡我国民，同深怆恻。”

就当时而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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