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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这支保险小组背后的指挥者是OSS局长“狂野比尔”唐纳文和加利福尼亚保险巨头康纳利斯·史带。

这支保险情报小组发现，纳粹正在通过像瑞士这样的国家进行交易，并通过其设在南美（尤其是阿根廷）的子公司进行交易。

不论是史带的人还是其他保险执行官们，他们都对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同行们极为了解，所以他们知道该如何追踪那些潜在的纳粹帮凶。这支小组还会调查一些美国人。一份报告表明，美国外国保险协会（American　Foreign　Insurance　Association，简称AFIA）（也是史带在海外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旗下的一家阿根廷保险公司中有一位纳粹帮凶担任该公司董事，而且在新一轮的选举当中却出尔反尔，继续选举此人担任公司董事。

当然，由于许多情报员在远东到北非一带活动时，美国领事馆并不知情，所以该小组的保险代理们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麻烦。“史带保险公司有一位名叫鲍勃·史密斯（Bob　Smith）的保险销售人员，曾经游遍了整个中国（指当时国民党控制的区域），并且被多家当地报纸描述为一位旅行保险执行官，鲍勃·史密斯。”

而从他发回的电报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总是疑神疑鬼，不知道怎么传递情报，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份工作。记得有一次，他假扮成保险人员去对那些麻风病人进行人道主义探访，途中遭遇了日军在中国南部的驻军。事后他回忆怀疑自己之所以没有被射杀，是因为当时敌人正在忙着嘲笑自己；当时他正在连滚带爬地试图骑辆自行车往灌木丛中跑。

随着战争日益接近尾声，美军情报官员们开始更多地关心纳粹将如何通过保险来自己转移自己的财产，以备将来重建战争机器。新近公开的OSS文件表明，由于50年来许多保险公司都经过了多次的合并、收购、秘密交易，所以要想从这文件当中查出某份文件的下落无异于大海捞针。这些文件表明，美国保险公司的承保金几乎全都被收进了纳粹银行。

“我甚至开始怀疑，如果是一家德国保险商承保了一艘美国军舰的话，他便会告诉德军，‘千万不要轰炸这艘军舰！’”格雷格·布拉德舍说。

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史带便派出大量人员前往亚洲和欧洲开始重建业务，这些业务最终成为今天AIG的基础，而公司的总部便设立在纽约市中心的大楼里，OSS的那支＇秘密小组也蜷缩在大楼的一个角落里，继续从事自己的秘密工作。（AIG今天的总部位于松树大街70号，也就是以前的城市服务公司总部。而当时公司的总部可能指的是少女巷（Maiden　Lane）102号，也就是AIG以前的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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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战争带来的两个机遇（1）

1932　年，史带开始把目光转向拉丁美洲。当时拉美保险市场上最主要的保险商主要来自三个国家：意大利、德国，还有英格兰。为了进入拉美市场，史带首先收购了一家美国保险公司的中美保险部门。然后他派出乔治·莫兹克斯基到当地主持保险业务，此人是一位来自波兰的难民，在到达上海不久之后就遇到了史带。1929　年，史带把莫兹克斯基带到了纽约。三年后，他通过谈判收购了中美保险部门。后来，约翰·罗伯茨回忆说史带之所以把莫兹克斯墓调到纽约，是因为美亚保险公司最大的客户Texaco　的主席说美国国际AIG　需要在纽约设立一个联络处，因为跟一个远在上海的保险商沟通起来太麻烦了。

随着意大利和德国加入轴心国，英国遭到闪电战的攻击，战争在拉美地区创造了一个真空地带——而这对于像AIU　这样的公司来说，正是一个大好时机。莫兹克斯基于1941　年来到古巴开始从事拉美的保险业务，并在这里一直待到1952　年去世。当时古巴地区在拉丁美洲的规模最大，但莫兹克斯基还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自己的业务蔓延到了其他拉美国家。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了1945　年，AIU　在拉美地区获得的承保金收入便已经超过了亚洲—而如果从史带1919　年在上海创建美亚保险公司开始，史带已经在后者发展了20　余年。

30年后的AIG　人觉得十分困难的工作对于当时的莫兹克斯基只不过是小菜一碟，我们只能无奈地慨叹时代已经不同了。20　世纪70　年代拉美地区的环境和80　年代截然不同。在70　年代早期，拉美地区的民族情绪并不象今天那么强烈，而且当时的很多人都对美国人抱有一定程度的好感。所以当AIU　在上个世纪40　年代在拉美开设公司的时候，情况仍然非常乐观，只要开间公司，请来出色的管理者和员工，然后努力赚钱就可以了。但到了70　年代，情况就变得不同了，这时的管理者们不仅需要成为一流的销售人员，而且还需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被国有化或者部分国有化，保护公司不至于落入政府之手，不至于在现金上受到控制，不至于遭受其他骚扰。所以虽然AIU　在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却不可能再复制当年的经营成效。

第二个多元化经营的目标放在欧洲。战争还没开始时，AIU　只是在欧洲的比利时、法国和荷兰等地设立了一些小型的办公机构。但战争的爆发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市场，欧洲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AIU　的扩张。首先，战争让很多大型的欧洲保险商陷入了经济漩涡，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恢复欧洲的工业。其次，随着美国的商业活动不断拓展到海外，也为AIU　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当时的美国保险界流行一种说法，“跟着国旗走”。欧洲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946　年，AIU　使用同样的模式先后进军德国和日本市场，当时它的公开目的只有一个——为驻扎在当地的美军提供服务。当一个战胜国的保险巨头进入战败国，声称要为战胜国的驻军提供保险服务的时候，战败国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表示拒绝。所以虽然刚开始的时候AIU　在这些国家经营规模有限，但很快它们就开始面向整个市场，迅速发展成当地最大的保险机构。

大约就在这段时期，史带派出了一位被视为“明日之星”的新手约翰·罗伯茨。他先让罗伯茨在伦敦的交易所工作，后来又把他派到法国开展新业务。他和巴克·弗里曼是第一批被派往欧洲跟威利斯·法伯尔（Willis　Faber）　和其他交易所一起共事的人之一。罗伯茨后来曾经担任过一些执行官工作，但他的第一份重要的工作是前往法国为马歇尔计划提供服务。戴高乐总统上台之后，曾经把许多保险公司收归国有，这就为AIU　提供了大量优秀人才。

当时的法国食品和住房都大量短缺，派驻在法国的日子很难过。但总的来说，罗伯茨和他的家人还可以享受不错的旅馆和餐厅。有人推荐他去拜访一个经常被称为“美国最后的贵族”的戴维·布鲁斯（David　K。

E。　Bruce），他是马歇尔计划的大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　的女婿。当时的AIU　面临许多机遇，因为法国人手头几乎没有任何外汇，尤其是美金，而且他们急于想进口大量物品。于是约翰和他的同事们就开始跟全法国的保险代理人进行沟通，希望能够为法国进口商品提供服务，并且用美元支付赔偿金。

远东战争带来的两个机遇（2）

结束法国的工作之后，罗伯茨被派往纽约，从AIU　总裁吉米·曼顿（Jimmy　Manton）　那里接受新的任务。当时他的妻子Nan　正要生孩子，于是他说：“如果是在船上出生的话，这孩子将会拥有三个国籍：法国、英国和美国。”当然，孩子并没有在船上出生。到达纽约之后，他被选为AIU　意大利公司的总经理。就这样，刚开始进入公司时，他还是一名实习生，可就在两年之后，他被提拔为海外公司的负责人。

离开之前，他去拜访了史带，希望史带能向他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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