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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书求了人家还是不肯借。有的书某些地方不懂，只好自己摸索。拿这个书同那个书互证……自己读目录书，学目录学，自己校勘，自己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地方方言，自己试着标点，自己写卡片。”正是由于他的勤奋好学，为今后在学术上取得辉煌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先生一口气喝干了盛在保温杯里的开水。“吴晗在中国公学开始不被人注意，后来他努力学习，写历史论文，渐渐地在中国公学有了一点名气，并且得到了当时公学校长胡适先生的赏识。吴晗每次从外面回到寝室，总是抱一大堆书回来。晚上看书老是很迟……吴晗他个子很矮小，可他从来也不服输，同学们拿他这个人真是没办法……”

高先生接着说：“我与吴晗在上海中国公学相处的时间不长，可我们的友谊是不浅的。两年之后，吴晗的一篇论文被大东书局采用，得了八十元稿费。这时，胡适已经不当中国公学的校长，吴晗对中国公学失望了，他就用写文章所得的稿费去了北平，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我因为离家近些就随其他同学一起留在复旦大学借读。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整整五十多年啊，一直到解放后，吴晗当时已是北京市副市长，我在金华农校教书。哪一年我记不清了，吴晗曾向人打听过我的下落，他知道我在金华，可是他公务在身竟未能见面，引为终身憾事。”“1960年，吴晗的《海瑞罢官》发表了，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当时我也很为关注。1965年姚文元对《海瑞罢官》横加诬陷时，我还为此与同事争论，赞成吴晗的观点，为老同学辩解。结果，可想而知，在‘*’中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过去的年代，灾难的年代，我们在心中暗暗地说，高先生，不仅你，不仅吴晗，是一个国家，几代人的灾难啊。彻底地否定“*”，对你，对我们，对我们的国家的未来，是何等的重要啊！

天仍下着细雨，灯光下的夜色显得恬静。我们告别了高申甫老人走在小城纷攘的大街上。我们想起了吴晗写的几句诗：

“叱咤世惊狮梦醒，汤除人作国魂夸。”

一个战士、一个同乡离我们而去，但他的英魂永存。

（原载《枣林》1984年10月纪念吴晗同志专辑）

夏鼐　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1）

30年代初的清华园，是《早春二月》中的芙蓉镇，一座“世外桃源”。校园中的古月堂，据住在这里的诗人吴雨僧（宓）教授说，就是大观园中的怡红院，虽然红学专家们都不同意这种说法。校园中小桥流水，绿树成荫。绿荫中露出矗立于小丘上的白色气象台，背衬着蔚蓝的天空。园中还点缀着红砖砌成的大礼堂、体育馆和图书馆，以及几座宿舍和教学楼。教学大楼中教课的有几位当时中外闻名的大师。吴晗同志的治学，就是在这个环境中熏陶出来的。他在校读书的几年中，勤奋攻读，打下后来做学问的基础。

吴晗同志当时名叫吴春晗，字辰伯。他个子不高，戴着近视眼镜，衣着朴素，几乎终年穿着一件布大褂。那时他刚年过二十，但已是一位饱读古籍的青年学者了。他是1931年暑假后转学来清华大学的。听说他曾在上海中国公学读过一年书，选读了胡适校长的中国文化史课，写了一篇《西汉经济状况》学年论文，初露头角，受到胡适的赏识。他后来也不讳言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不过在政治觉悟提高后就“反戈一击”了。曾在中国公学教过书的王庸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次闲谈中曾对我说，他在中国公学教过几年书。他所教过的学生中天分高而用力勤的，只有二人，后来都学有成就，其一就是吴晗同志。

1930年他因家贫辍学，北上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中工作了一年。在燕大时，结识了燕大国学研究所的陈垣所长和研究员顾颉刚、容庚等，文学院的钱穆、张尔田、邓之诚等诸教授。次年他转学来清华大学。当时清华教授中的著名学者，仅就文史方面而言，就有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郑振铎、俞平伯、黄节、潘光旦、金岳霖、雷海宗、冯友兰、蒋廷黻等诸教授。他又时常进城，到他的老师胡适家中做客，又与在北大执教的一些学者相结识。他那种求知若渴的精神，很为前辈学者们所赏识。同学中有人给他起个外号叫做“太史公”。

我和他相识，是由于我也是同一年转学来清华历史系的。当时清华大学制度，自二年级起所开课程多是选修课程，而我又须补读历史系一年级的一些必修课。那一年中，我们很少共同上课（也许没有），所以当初并不相识。第二年（1932年）他担任清华学生会所办的《清华周刊》文史栏主任，看到我所投的几篇稿子，都采用了。是年十月的一天，他来了一张条子，约我去面谈。我们虽然已经同学一年多，这还是第一次正式相见面谈。我们谈得很融洽。我最初觉得他是以一个老大哥的身份来招呼我的，加之我不善于与陌生人交际谈话，所以初见面时有点不自然。但他是那么爽直和坦白，谈了一会儿就驱散了我的拘谨。

到了第二年即1933年的初春，有一天，他忽然来找我。他说：他已决定不再担任文史栏主任的职务，他要推荐我来担任。我拒绝了，说我不会组稿，不能干这种工作，还是由他继续干下去为是。他劝我说：“答应下来吧，不要害怕，你会办好的。拉稿的事，我帮你的忙。我所以要你来替代我，因为我有朋友，也有敌人。你呢，你似乎没有很亲昵的朋友，但也没有反对你的敌人。”经过他几次的劝说，我才答应下来。那一学期的《清华周刊》（第39卷）中文史栏所刊登的稿子，有许多篇是他拉来的，尤其是第八期“文史专号”，更是如此。我的工作主要是审稿和退稿。半年的工作使我深感到来稿不少而可采用的太少，拉稿不易而退稿更难。由于退稿，不知得罪了多少投稿者。半年后，我也步吴晗同志的后尘，不再继续干下去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夏鼐　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2）

我们临毕业的前两个月，即1934年的4月下旬，吴晗同志约我到他房间去商量组织史学会事，这事他从前也曾向我提起过。这时他已约好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筹备已有眉目，约我加入。他说：我们组织这个会的目的，是为了经常聚会一起，交换各人的心得，以便能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尽一点力量。

5月20日星期天，我们进城到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和别的发起人一起开个会。发起人一共十人：吴晗、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和我（那天孙毓棠因事未来）。我们开了一天的会，通过了会章，把这团体叫做史学研究会。曾有人提名吴晗同志为主席，因为筹备工作中他最卖力气。他再三谦让，后来大家推汤象龙为主席。吴晗同志干起事来，总是有那么一股劲儿，勇往直前，热情洋溢，但是从来不计较报酬、名义和地位。那天会上还决定每月聚会一次，并且继续征求会员。后来，张荫麟、杨绍震、吴铎诸位也加入这个会。当时大家都是青年人，有的还在大学读书，有的也是刚出校门不久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后来加入的会友张荫麟先生当时已是名教授，但是他是个早慧的学者，那时仍很年轻，不过30岁左右。这个研究会，后来主办过两个日报的《史学副刊》。此外，《社会经济史集刊》（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主编和撰稿人也是我们会友。那年冬间我离开了北京，但由吴晗同志的私人通信中，我知道在他们的主持下，会务蒸蒸日上。一直维持到“七七”事变。此后，烽火连天，会友星散，这个会才跟着也“寿终正寝”了。

我们知道，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爱国的文化界人士，包括大学生，分别走上了三条道路：第一种人是投笔从戎，拿起枪杆子；第二种人是执笔从戎，披上了戎装，从事文化救亡工作；第三种人是仍留在原岗位上工作，但是思想上有矛盾，内心很苦闷。吴晗同志就属于这里的第三种人。他仍是埋首在故纸堆中，有时按捺不住心中那一股感情，就动笔写一些爱国伤时的诗词。清华大学校史组的人曾在1932年的《清华周刊》上抄录下吴晗同志的两首七律诗寄给我。诗的题目为《感事》，署名是“辰伯”：

阴风起地走黄砂，战士何曾有室家。

叱咤世惊狮梦醒，汤除人作国魂夸。

烦冤故鬼增新鬼，轩轾南衙又北衙。

翘首海东烽火赤，小朝廷远哭声遮。

将军雄武迈时贤，缓带轻裘事管弦。

马服有儿秦不帝，绍兴无桧宋开边。

江南喋血降书后，北地徵歌虎帐前。

回首辽阳惊日暮，温柔乡里著先鞭。

他当时曾把这两首诗抄出来分赠他的一些诗友。校史组的人又抄录给我一首默存诗人回赠的诗，题目是“辰伯以诗见赠，大佳。调二十八字”。50年的岁月使诗人成为诗翁。最近我遇到默存诗翁，曾向他打听过。他记得当年和吴晗同志往来很密，时有唱酬。不过，他不仅没有保留吴晗同志的原诗，连他自己的那一首诗也在当时就扔到字纸篓中去了。我现抄录如下：

精研博综一身兼，每读高文意不厌。

余事为诗亦妙绝，多才多艺太伤廉。

我并不是想搞“辑佚”的工作，想编一本《默存诗佚存》，希望得附骥尾。我只想以这首诗来表明：吴晗同志钻研史学的成就，在学生时代就已以“精研博综一身兼”而赢得师友们的钦佩。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夏鼐　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3）

吴晗同志学识渊博，而且博而能专。他在校读书时已是明史专家，已发表过好几篇有关明史的论文。除了《清华周刊》之外，他还曾在当时几种重要学术刊物如《燕京学报》、《清华学报》、《文学季刊》等上面发表过几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他是胡适的信徒，以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座右铭。胡适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平心而论，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在当时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资产阶级史学家有他们的阶级立场，有意地或无意地为本阶级服务，因之，他们的史学研究，尤其是历史观、选题和评论方面，都会打上阶级的烙印。但是，他们那种搜集、鉴别和排比史料的方法方面，仍有许多可供我们参考的地方。

吴晗同志对于治学方法，总是强调要先打好基础，主张“多读多抄”。他自己在青年时候就开始这样做。他自己说，在大学学习时，虽然住在北京，京戏却一次也没有看过。但是他当时却经常进城上北京图书馆去摘抄卷帙浩繁的二千九百余卷的《明实录》（当时未有刊本）和一千七百余卷的《李朝实录》（当时日本有影印本，但印数极少，国内仅北图有一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滔滔不绝地大谈他自己的这种治学方法。他还提起在馆中时常遇到的前辈史学家孟森（心史）先生，当时已年逾花甲，但还是一有时间就来馆摘抄《明实录》和《李朝实录》。吴晗同志提倡抄书，不仅眼勤，还要手勤。他说：“抄录下来是为了巩固自己的记忆，也为了应用时可以查考。”（《学习集》第14—15页）听说他后来积累了一万多张摘抄史料的卡片；又听说在他决心离开清华教学工作从事政治时，把全部卡片送给接他的明史课程的学生丁则良。丁死后，这批卡片到哪里去了，我就不知道了。

他在鉴别史料方面，态度很谨严。对许多文献和传说，都不轻易置信，要加以考订。尤其是遇到有矛盾的地方，总是去细心寻求解决的线索，鉴别真伪，以求得到客观史实的本来面目。他当时曾对我们说：一篇好的考据文章，犹如剥笋子一样，一层一层剥下去，终于得到真正的核心。写作的人写得痛快，读的人读起来也觉得痛快。他自己的许多文章，就是这样的。为了《朱元璋传》中彭和尚（莹玉）的结局问题，虽然毛主席曾对他指出彭和尚的结局不应是功成身退，吴晗同志还是一定要查出有关彭和尚被元朝军队杀害的可靠史料，才心安理得地把它写入书中。

至于排比史料和写作论文或专著的问题，他继承了我国从《左传》、《史记》以来的传统，文笔简练谨严，而又生动活泼。他是写文章的能手。他写的杂文另具一种风格，是中国作家协会中这方面的一员健将。他主张“文章非天成，努力才写好”，因之，他提倡“三多：多读书，多写作，多修改”；而不同意“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旧说法。（《学习集》第16页）他的史学著述，不仅内容充实，逻辑性强，而且文笔流畅，没有含糊或晦涩的地方。这是得力于他青年时写作方面的修养。

他的史学文章，充分表现了实事求是的学风。他青年时就主张为学要实事求是。到了晚年，在接受了马列主义之后，他仍是主张“违反实事求是的学风，是非*列宁主义的学风，是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学风”。他对于60年代初期我国史学界开始出现的那一股邪风的苗头，很不以为然。他说：“不从历史的具体实际研究出发，而只从今天的某些政策、方针出发，强迫历史服从今天的实际，是非科学的、非历史主义的学风”，他是“坚持反对”的（《学习集》第244页）。谁知道这种邪风后来越刮越厉害，成为一股血腥的恶风。在“四人帮”统治史学界的时候，他就成为这股恶风的牺牲品。。　最好的txt下载网

夏鼐　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4）

我回想起往事，时常不胜惆怅。我仍然记得1935年初夏，我由安阳参加考古田野实习后返北平，顺便参加了在清华工字厅举行的史学研究会的年会。吴晗同志在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明成祖生母考》。那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后，扶植傀儡溥仪为满洲帝国皇帝，正向华北作进一步的扩张。华北乌云满天，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我在古月堂与他握手凄然告别时，彼此都感到后会不知何时何地，但是也都估计到后会不会是在北平了。

一别六年，我们虽然相隔万里，通信也不多，但是我知道他为学日进，著作日富。我由伦敦到开罗，又勾留了一年余。1941年初，我返国到四川南溪李庄工作。途经昆明时，我在城里遇到他和向达同志。久别重逢，欣喜可知。三人一起下乡，步行二十多里，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抵达他们所住的浪口村。在路上和在他们的家中，我们畅谈一切。昆明冬天和暖如春，阳光灿烂，山茶花正盛开，但是时常有日寇飞机前来昆明上空投炸弹，大家胸中充满着憎恨和愤慨，心情很不安静。向达先生于1938年8月提前由欧洲返国，当时他是抱着奔赴国难的满腔热情。但是返国后一年多的经历，把他的梦想完全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外消极抗日，内政*专制，他觉得很是失望，说还不如回到书斋中安心学术工作为佳。我问吴晗同志，“老吴，你是否也有回到书斋的打算？”他苦笑着说：“我还没有离开过书斋呢！”

但是，他不久终于离开书斋，投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去了。昆明一别，我们又是十年未见面。我只知道他从1943年起，在党的帮助和教育下，响应时代的号召，挺身投进斗争的激流中去。他这段转变过程和后来斗争的情况，他的许多朋友近来在悼念他的文章中写得很多，这里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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