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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罗尔纲　怀吴晗（2）

1964年7月，我因为参加当时关于太平天国李秀成问题的讨论，写了一篇《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受到大批判。批判开始后，亲朋绝迹，直到第二年的秋天，有一位在外省工作的老朋友，到京来我住的宿舍探朋友，还三过其门而不入。可是，吴晗在我被批判最高潮的时候，竟同袁震一起到我家来帮助我。他说批判是好事，检讨使人进步。他因写道德继承问题文章被批判，写了九次检讨才得通过，要我好好地写检讨。吴晗就是在这种时刻，还是不顾一切来帮助我。追怀往事，友谊如山重，似海深。

三

前几年，我读过许多追悼和回忆吴晗的文章，说他肝胆照人，才华焕发，我完全同意。但我感到还要再加豪放不羁、忠厚诚笃八个字，才能把他的个性刻画得全面些。肝胆照人，才华焕发，豪放不羁是一种类型的人，忠厚诚笃，又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两种类型的人物历史上都有，而以一人之身兼有这两种类型，在历史人物上却是少见。

吴晗待人忠厚诚笃，最典型的一件事是他对待被未婚妻解除婚约一事。他由父母给他订了婚。后来他在金华中学读书，他的天性本来就是豪放不羁的，少年时更是一匹野马，做了一些越轨的行为，学校要开除他。那女子感到跟这样的人结婚，终身何托，把婚约解除了。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反对封建婚姻，争取恋爱自由，风靡一时的时期。千千万万的男子把未婚妻或已婚妻抛弃，使无数妇女陷入苦海，但我却不曾听说过有男子被未婚妻解除婚约的事。这在那时说来，是吴晗一件大耻辱。汉代朱买臣贫穷，被妻抛弃，后来一朝得志，做了会稽太守，衣锦还乡，在那个女人面前扬眉吐气，使她羞惭自杀的故事，吴晗是熟悉的。可是，吴晗对那女子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反之，他认为是他少年时行为不对，才使那女子退婚，不是那女子对不住他，而是他对不住那女子。别人对不住他，他却深深地原谅别人，后来还帮助那人，吴晗这类事件还有。试问像吴晗这样对人忠厚诚笃，古今有几人？

吴晗对袁震的爱情知道的人更多了。吴晗认识袁震是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知道袁震得的是骨结核病，在那时候是没有药可治的。出医院后，一直睡在床上，不能起立。吴晗与袁震恋爱，他的母亲和弟弟吴春曦极力反对，他的几个好朋友也不赞成。1936年春，吴晗生肺病住在疗养院。他母亲从浙江义乌来看他，要阻止他和袁震的恋爱。他不肯从命。到他母亲要回家时，春曦和我商量，由我向他再作最后一次劝告。他睡在病床上，闭着眼睛听我的话，一句都不回答。后来我把我和他类似的婚姻问题跟他相提并论，有责备他不顾母亲伤心的意思，他睁开了眼睛，眼边有些湿了，低声说：“我和你的情况两样，追你那个女子没有病，袁震有重病，你可以从母命，我不能从母命。”我以前，以为吴晗恋袁震，抗拒母命，只由于他爱袁震才高貌美，此时才知道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袁震有重病离不得，所以才不顾母命，这完全是在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关系上作出坚决不移的决定，完全是他做人忠厚诚笃的行为。吴晗，吴晗，你在恋爱问题上，真是超凡入圣，我们不了解你，实在是惭愧无地了。

吴晗发表的道德继承文章和批判他的文章以及他写的检讨，那时我在南京工作，都不知道。从我对他的认识看来，他绝不是个维护封建道德的人，可举他两件大事为证。第一件，就是上面说的抗拒母命与袁震恋爱的事。在封建道德里，不从父母之命为不孝，不孝就要给人唾骂。吴晗敢于反抗母命，就是反封建道德。另一件大事，是他于解放前三年就与胡适断绝，划清界线。1952年，我在南京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后，来北京学习，到了吴晗家，谈起思想改造的事。袁震对我说：“你和吴晗都是受胡适思想影响很深的，必须好好改造。”我说：“我一定奋力改造，把思想中的毒连根挖掉。”吴晗曾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京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的客厅了。”吴晗就是在这时候跟胡适划清界线的。在封建道德里，是把天、地、君、亲、师并列的。吴晗并不讳言胡适是他的恩师，但是，到了认为胡适无可挽救的时候，就站在人民的立场，跟他断绝关系，划清界线了。又可知他断不是封建道德的拥护者。在封建道德上，他对母亲和老师尚且如此，其他可知。有人举出1954年胡适思想批判时，吴晗没有写批判胡适的文章，是他没有跟胡适划清界线的证据。其实吴晗在全国解放前三年已经跟胡适划清界线了。他这个*战士，忠于党，忠于人民，又努力改造思想，虽在家庭燕居之间，不忘改造。他的为人，已见于行事，为众所共知，又何必再用文字作自我表白呢。我认为这也正是吴晗为人忠厚诚笃的一种表现。

罗尔纲　怀吴晗（3）

四

吴晗的明史研究，世有定评。他在这方面研究开拓之功，将来还要记录在中国史学史上。他研究明史的时间，起于1931年冬，到1937年夏止共五年，其中有两年半是学生时期，需要学习各种课程，他又是工读生，要给学校做工作。毕业后三年，他留校做教员，要预备功课教书。他于1936年生肺病，医病时不算，只住疗养院就住了半年。计算起来，他研究明史实在还不到三年，若非天资卓绝、精力过人，曷能臻此。吴晗是史学界的一代人才，他如不死，得专研明史，其成就断不在陈寿、范晔之下。吴晗之死，岂仅仅吴晗个人的不幸而已。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9月，我们从天津南归，在徐州分路，他取道越南去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我到长沙转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1939年春，社会研究所迁到昆明，设了个工作站在城外十多里的落索坡村，我在那里工作。不久，吴晗因昆明频遭轰炸，也搬家到落索坡来住。那时吴晗变成了另一个人，以前是生龙活虎，此时却消沉抑郁。他除了进城上课外，整天在村边桥头钓鱼，有时放下钓竿，在大路上低头踯躅。我看出他心头怀有极大的苦闷，对他生命一个大转变的时期就要来临。果然，没有多久，他就成为一个*战士向反动统治战斗了。

1940年秋，社会研究所迁四川南溪县李庄镇，从此与吴晗一别11年，直到1951年夏他到南京来才得相见。我问他能不能摆脱行政工作，再做明史研究。他说：“不能。组织要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他绝不考虑自己的愿望，只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吴晗虽然是担负行政工作和民盟工作，但在史学上他也发挥了大作用。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标点工作是他领导的，他对我说这件工作，是毛主席亲自叫他做的。毕沅《续资治通鉴》也是他请专家标点的。年轻一代得以读到这两部中国通史的标点本，应毋忘吴晗的功劳。他又秉承毛主席的指示，领导重编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艰巨工作，现在大家见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是吴晗奠下的基础。吴晗是北京史学会的领导，对北京史学的推进做过不少工作。吴晗在他年轻组织史学研究会时，就定有编辑“中国历史小丛书”的计划，并列有目录，只因那时人才少，没有实现。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人才辈出，吴晗得实现他当年的计划了。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在普及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1964年5月，我从南京调回北京。他十分欢喜，同我说周总理和他谈清史，我回来得正好，叫我计划一下。我从他的话里，知他渴望专做撰著历史的时候将要到来了，替他欢喜。怎知一旦平地风波，竟尔凋落了！

（原载《吴晗传》，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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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溥之　万金难买生死情（1）

——记吴晗、袁震夫妇的爱情生活

吴晗同志的道德、文章，世人广为传颂，但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崇高品格却很少为人所知。他一生挥毫不辍，发表了大量文章，却很少提到个人生活。在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吴晗、袁震夫妇患难与共、至死不渝的崇高爱情，为年青一代树立了优秀榜样，也使老一辈亲友缅怀钦敬不已。

我二妹袁震，十来岁就在故乡湖北老河口市参加了五四运动，是担任当地国货维持会会长父亲的好帮手。她和一大批青年学生，热情宣传爱国道理，大力抵制日货。1921年她考入武昌女子师范学校，即在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等革命先驱的影响下，接受了先进思想。我们姊妹带头剪掉长发引起的“头发的风波”，使校长气急败坏，大骂我们“惊世骇俗，有伤风化”。我们姊妹同另外五位女生被开除学籍。1922年，袁震为湖北女子参政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1925年，袁震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因交不起学费，只得到女子师范充当职员，学校当局又说她是个“危险人物”而解聘。1930年，她又考入国立清华大学，读到四年级时得了肺病，被迫停学。正在她身患重病又不名一文的时候，吴晗来到了她的身边。当时她已27岁，吴晗25岁。吴晗对这个缠绵病榻的姑娘一往情深，非常钦佩，坦率地向她表示了爱慕之意。袁震不愿意拖累这个才华出众的年轻人，没有接受吴晗的爱情，但吴晗仍然不断来找袁震。真的祸不单行，袁震肺病之外，又加上了骨结核病，被一副石膏壳固定在病床上，饮食起居都不能自理。感情稍不坚定的人，对这样一位朝不保夕的姑娘，早已避之犹恐不及；但是，吴晗对袁震的爱情更深了。这时候，也正是吴晗青云得志的当口，他同时得到了学术界两位名人——胡适和蒋廷黻的青睐。在吴晗毕业的时候，争相要把他罗致门下，胡适再三要吴晗到北京大学任教，蒋廷黻就破格提升吴晗为清华大学教员。像他那样一位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要找一位富家美女易如反掌。但吴晗精诚专一，绝不旁骛，他到袁震的病榻前的次数更多了，立谈的时间更久了。由于袁震被固定在高高的病床上，吴晗只有立着才能同她谈话，但他毫无倦意，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袁震要喝水，吴晗就把一根玻璃管递给她，替她捧着水杯，喝了水又谈，用愉快的谈话，减轻她肉体的痛苦。他们谈些什么呢？绝大部分是对理想的探求，时势的分析，学问的研究。袁震由于较早地接受了初步的*主义教育，加上她博闻强记，思路开阔，因而在各方面都能发表清新的意见，尤其在吴晗专攻的历史学领域，袁震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往往能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一切使吴晗非常佩服。记得有一次讨论一个学术问题，吴晗引证了他当时很尊重的“适之先生”的观点，但这个观点却被袁震驳倒了，吴晗心悦诚服，认为难得。袁震笑着说：“你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吴晗哈哈大笑，说：“那么，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了一丈！”多年以后，吴晗对我和陈郁同志说：袁震对我倾向党、倾向革命、皈依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然而，当年的袁震却是一个失学失业、贫病交迫的姑娘。

袁溥之　万金难买生死情（2）

吴晗在北平找了一位瘫痪在床的姑娘做未婚妻，急坏了家乡的老娘。普天之下，哪个母亲不关心儿子未来的幸福？母亲立即驰书北平，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吴晗婉言奉禀，极力称赞袁震的人品学识。母亲心急如焚，千里迢迢从浙江义乌乡下赶到北平，她要亲眼看看使儿子如此眷恋情深的姑娘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吴晗深知，这种不愉快的见面只会加深双方的痛苦，他只得违心地声称，袁震的健康大有起色，刚刚动身到外地疗养去了。母亲见儿子对这个姑娘如此敬爱，现在她又可以“动身”到外地疗养，健康状况当不像传闻的那样严重，只好带着满腹疑虑回乡下去了。

吴晗刚刚毕业，虽然被破格提升，每月有80块银元的工资，但他要分出一半给袁震治病，又要寄钱奉养老母，还要担负两个在大学读书的弟妹的费用，其艰难拮据，可以想见。幸亏他才思敏捷，笔锋犀利，有一部分稿费收入，借以维持生计。

袁震也是别具慧眼，识英雄于莘莘学子之中。她同吴晗认识之前，中学时代就坚决废弃了同一个家财万贯的独养公子的婚约，接着又谢绝了清华大学教务长、一位年轻的留美博士的追求，而把自己的纯洁的爱情，献给了尚未成名的吴晗。后来，吴晗学问日增，声誉益高，他对袁震的爱情也愈笃。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吴晗应云南大学的聘请到了昆明，袁震还被固定在病床上，只得留在北平治病。两地书信不绝，安慰鼓励，情词真切，互相增加了在逆境中奋斗的勇气。吴晗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进一步靠近了党的组织，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抗日*工作，同时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袁震也在吴晗执著的爱情的鼓励下，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终于可以从病床上下地行走了。吴晗关山万里把袁震接到昆明。吴晗的母亲这时也到了昆明，当她见到面色苍白、步履艰难的未婚儿媳时，大吃一惊：这样的姑娘岂是儿子的配偶？她老人家心地善良，她在袁震面前强忍悲痛，好言相劝。但她对儿子如此固执地对待自己的终身大事，非常伤心。她痛哭流涕地对吴晗说：“这个姑娘端庄大方、彬彬有礼，是个好姑娘，但她已病成这个样子，又不能生育，你怎么能同她结婚？只要你答应不同她结婚，我可以把家乡的房屋、田产全部变卖了替她治病，替你尽心！”吴晗满含热泪地对母亲说：“您完全错了！我们相爱，是因为我们今生今世互相不可缺少，我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我，这种同生共死的感情，是一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忠贞之士，金石之言，真是万金难买生死情！

袁震的身体虽有好转，但行走仍要人搀扶，日常生活还不能自理。吴晗当时已是著名教授了，但由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生活十分清苦。然而，他还是满怀喜悦地照料着袁震，做饭、洗衣、挑柴、担米，都是吴晗亲自动手。他当时既要教书，又要写作，还要从事党交办的工作，奔波劳累，紧张异常，唯一的休息就是在晚饭后扶着袁震在乡间小道上散步。晚上，他把袁震扶上病床之后，又挥笔著述了。在吴晗的精心照料下，袁震慢慢地可以自己走路了，慢慢地可以照料自己的日常生活了，慢慢地在脸上有了些红润的颜色了。1939年，他们在昆明结婚了，一双患难情侣，终成眷属。

袁震康复之后，仍然充当吴晗的好帮手。可以说，在吴晗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中，都有着袁震的心血。我至今不能忘怀他俩一字一句推敲每篇文章严肃而又亲密的情景。国内外许多人都知道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吴晗的大名，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他的身边有这么一位学识渊博、见识独到的“家庭学术顾问”。

全国解放后，吴晗参加了北京市的领导工作，工作更忙了，名声也更大了，但他对袁震的感情更深了。有一次北京市军管会几位领导人一起饮酒，“酒逢知己千杯少”，吴晗大醉而归，第二天还不能同袁震一起商定一篇文稿。袁震在批评了吴晗饮酒误事之后，心想其他领导同志也应当注意类似问题，于是，她提笔给军管会主任聂荣臻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从吴晗饮酒误事想到其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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