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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朱自清虽出生于江苏东海县，但自五岁起便随父母迁往扬州，在扬州长大，他自称“我是扬州人”。在扬州中学上高中时，胡乔木便细读了朱自清的散文集《背影》，对这位散文名家钦慕不已。

进入清华之后，清华的左翼力量颇强，学生会的领导权掌握在中共地下组织手中。胡乔木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一些活动。他给朱自清教授写了一封信，征询朱先生对于“左联”的看法。

朱自清曾是中国文坛左翼作家阵营中的一员。1926年3月18日，朱自清教授曾和学生们一起，参加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向当时的“执政府”请愿。军阀政府下令开枪，他亲历了血腥的“三一八惨案”……然而，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他觉得“心上的阴影越来越大”，埋头于书斋做学问。他收到胡乔木的信，出于对这位扬州中学毕业的“半同乡”的情谊，亲笔复了一函。这封信未能保存下来，但据胡乔木回忆，大意是：

大道之行，势不可挡。我或同情下去，或消沉下去。请来寒舍一聚……

寥寥数语，勾勒出朱自清芜杂的心境。他既同情左翼文化运动，以为“势不可挡”，但又处于重重矛盾之中。他约见胡乔木，对这位青年学子说及自己的夫人武钟谦不久前病逝于扬州，也说及自己准备留学英伦、漫游欧陆……

1930年底，十八岁的胡乔木经曾迪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他正式走上红色之路的起点。

据曾迪先之子曾昭凯告诉笔者：

“我的父亲曾迪先，广东梅县人，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28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起担任中共地下党负责人。1931年夏，因白色恐怖，离开北平。胡乔木那时是我父亲组织的读书会会员，并由我父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曾迪先于1991年1月18日病逝。胡乔木闻讯，曾于3月25日致函曾昭凯：

“接2月11日信，惊悉令尊迪先同志已于1月18日去世，深为痛悼。他是我参加革命的直接介绍者，他在清华大学最后一学期的活动对我后来的生活道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虽不在了，我仍希望上海市党组织能追认他的党籍。”

在曾迪先的帮助下胡乔木成了清华园里的活跃人物。他参加学生会的工作，编校刊，还办起了“平民夜校”，除校内职工外还吸收附近的农民参加，宣传进步文化。他还发展了团员，组成两个农民团支部。

那时候，季羡林是胡乔木的同学。后来，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一书的《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节中，曾经回忆说：

美丽安静的清华园也并不安静。国共两方的学生斗争激烈。此时，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与我同班。他在进行革命活动，其实也并不怎么隐蔽。每天早晨，我们洗脸盆里塞上的传单，就出自他之手。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尽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劝说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胆小怕事，没敢答应。只答应到他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在清华园演出“危险的戏”（2）

学生中，国共两派的斗争是激烈的，详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不过据我的观察，两派学生也有联合行动，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带农村中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我参加过几次，记忆中好像也有倾向国民党的学生参加。原因大概是，尽管蒋介石不抗日，青年学生还是爱国的多。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根深蒂固的。

不久，一桩偶然发生的事，给胡乔木带来了麻烦：一位农民来清华园找他，他正好不在。那天，正巧学校宿舍里发生失窃，这位衣着简朴的农民竟然成了嫌疑对象。他被抓了起来，挨了打，盘问他来清华干什么。他没有办法，只得如实地说，来找胡鼎新。又追问他找胡鼎新干什么，他说出了是为共青团的事……这么一来，校方知道了胡乔木是共青团员。

那时清华大学的校长，是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博士。虽说他后来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但此时仍是一位自由主义的学者。翁文灏把胡乔木找去，说了一番颇为风趣的劝告的话：

“清华大学好比戏台，各种角色都可以登台演出一番。不过，如果戏台倒了，那就什么戏也演不成了。你现在演的戏太危险，会使戏台倒坍。我作为校长，只能提出两种方案，供你选择：一是你交出你的组织的名单，保证在学校里不进行那些危险的政治活动；二是离开清华大学。”

胡乔木选择了后者。

1931年秋，只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了一年的胡乔木，被共青团北平市委调去担任专职的宣传部长。

在故乡盐城加入中共（1）

胡乔木刚刚成为专职的共青团干部，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的声音，震撼了中国大地。他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组织青年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抗日救国”的口号。

不过，那时在中###内，王明路线占上风。方铭记得，那时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之类极左口号。中国人民正在遭受日本侵略，怎么可以号召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去“保卫苏联”呢？此外，还有“工人阶级无祖国”、“第三国际以苏联为中心”等口号。这些口号，难以使群众接受，反而使中共脱离了群众。胡乔木等在宣传工作中，不大愿意提这类极左口号。为此，共青团北平市委遭到了中共河北省委的批评。

过了些日子，又出现新的风波：有人向中共河北省委告发，说是共青团北平市委某人跟托派有联系。于是，中共河北省委陈远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下令解散共青团北平市委，只留下那位告发者。

胡乔木再不是专职的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长了，辗转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

胡乔木已经好久没有给家中写信了，担心父亲挂牵，写了一信。信中说，回信寄“北京大学×××代转”。

父亲胡启东见信，觉得奇怪：儿子明明在清华大学上学，信件怎么由“北京大学×××代转”呢？这意味着儿子不在清华大学。

胡启东不放心。他要女婿张肃堂（胡乔木的姐夫，中学语文教师）作陪，一起从盐城来北平，见一见儿子。

他们来到清华大学，找到了乔冠华。

乔冠华，后来在1974年至1976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此时是清华大学哲学系学生。他比胡乔木小一岁，盐城同乡——1913年2月出生于盐城庆丰乡东乔庄。他在盐城第二高等小学毕业。他很想出国留学，到盐城的教会学校准美中学上学。后来在南京钟南中学读完高中，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这样，胡乔木和乔冠华有着同乡、同学之谊。

乔冠华帮助胡启东找到了胡乔木。那时，胡乔木既没有在大学学习，又没有正式的工作，何况生了病。他就向组织请了假，随父亲暂且回老家盐城。

就这样，胡乔木在1932年春回到家乡。

姐夫张肃堂在盐城宋村中学教语文。胡乔木来到那里，帮助姐夫教课，改作文，度过了一个学期。

胡乔木的三姨父，在盐城县城当贫儿院院长。秋天，胡乔木到三姨父那里，帮助他办贫儿院。那里有一位教师叫刘必余，很注意胡乔木。他从胡乔木的言谈及所看的书籍判断，胡乔木是个左翼人物——胡乔木从北平回到故乡，失去了共青团的组织关系。

刘必余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向中共盐城县委书记嵇荫根（又名蔡道生）作了汇报。嵇荫根决定找胡乔木谈话。谈了几次，胡乔木明白嵇荫根的身份，喜出望外：因为他自从失去了共青团的组织关系后，曾给北平中国大学一位姓陈的同学去信，那位同学是共青团员，胡乔木希望恢复组织关系。无奈，去函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估计那个同学已离开中国大学。他想不到，中共盐城县委会主动找他，于是他详细陈述了自己担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长的经过……

不言而喻，胡乔木是很合适的发展对象。这样，由嵇荫根作介绍人，胡乔木于1932年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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