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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1965年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工作期间与法语翻译林迈珠、驻匈使馆外交官朱安康、中国驻世青代表贾学谦（从左至右）。

外交的独特节奏（5）

挨了批评，容易让人沮丧。但聪明的人，会在批评中及时警觉，引起思考，吴建民正是在批评中认识到：外交是讲究理解和风度的，讥笑和嘲讽不是战斗。一个人哪怕有一身的优点，也不一定就是一个强者；而一个人倘若能把自身的缺点消除净尽，那才真会让人无懈可击，那才真正让人生畏。

在驻布达佩斯几年间的不断的有所意识，并长期予以注意，使吴建民后来的外交生涯受益匪浅。人们后来看到担任新闻司长、主持发布会的吴建民，看到在国外当大使、出席演讲的吴建民，总是一脸镇定的神情、平和的语调，却不知这正与他年轻时在这方面受过敲打，因而比较早地对此有所警觉思考有关联。

苏联代表提出要和吴建民共进晚餐就在他们离开时，美国人紧追了过来“是否中了美国人‘圈套’，使我深深陷入困惑之中。”周伯萍没注意到这是个很不寻常的提问周恩来闻知此事非常恼火，说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特大丑闻在布达佩斯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处在激烈交锋的多边外交环境中，与在风平浪静中驻在友好国家的使馆大不一样，是非常锻炼人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面临复杂的局面，要你迅速地做出决断来应对，逼着人很快地成熟、老练，甚至复杂起来。

有时候，代表奉召回国，守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就剩下吴建民一个人。如果这个时候开会的话，就吴建民一个人到会上去听，然后把会议的情况写报告发回国内，这又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因为按正常情况，报告轮不到他去写。

就在一次代表不在布达佩斯的时候，苏联代表与吴建民不期而遇，他提出要和吴建民共进晚餐。吴建民考虑到中苏之间的紧张对峙，心想苏联人单独约他不可能是简简单单地吃个饭，很可能另有图谋，就一口回绝了。

随后，吴建民将这一情况向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做了汇报，使馆也分析这是苏联人要搞什么名堂，认为吴建民拒绝的做法很对。在那个时代，未得到上级领导的指派，与不友好国家的外交人员来往，特别是单独来往，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一条铁律。因此当这一情况被报告到国内，吴建民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嘉许。全国青联方面更是欣欣然，他们派驻国外的人员在不寻常的情况下经受住了考验。

为了说明那个年代人们对没有上级部署的外交接触是多么的谨慎小心，不妨费些篇幅在这里回顾两桩中国外交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事件。

在20　世纪60　年代末，美国与苏联的争霸日益加剧，急于从越南战争泥潭中抽身，同时感到新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已不可小觑，美国总统尼克松多次表示决心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希望美中关系能够解冻。他与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一再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尽快向中国人传出美国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的信息，美国国务院甚至指示斯托塞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以最快速度给中国人递话，“即使追到厕所也在所不惜”。

1969　年12　月3　日，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和翻译景志成应邀出席在华沙科学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在展览会上，景志成发现中美华沙会谈的美方联络秘书西蒙斯与另一美国外交官在说着什么，手指还对着他们指指点点。他们猜测美国人可能要耍什么花招，决定活动结束后迅速离开。而就在他们离开时，美国人却紧追了过来。

当事人景志成这样回忆说：西蒙斯领着那个人追上来，指着另一位介绍说：“先生，这是我们大使。”景志成怕别人发现，他们没有停下脚步。被介绍是大使的人随即用波兰语说：“我是美国大使，我想会见你们代办先生。”景边走边答说：“我转达。”这时李举卿已走出大门，景也加快了步伐。美大使紧追不舍，继续说道：“最近我在华盛顿见到了尼克松总统他说他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这时李举卿已走得很远了，景为了甩掉美国人，又说了句“我转达”后急速离去。

其实此事根本谈不上什么接触，景志成总共也就说了两遍“我转达”，事后景志成又马上向上级做了汇报，可他的内心却十分忐忑不安起来，“怀疑是否中了美国人‘圈套’，使我深深陷入困惑之中。”由于美国人当时误把李举卿认做中国驻波兰使馆的临时代办雷阳，而且12月11　日，又是雷阳受命与斯托塞尔会晤，故而此事长时间被称为“美国大使追中国临时代办雷阳事件”。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外交的独特节奏（6）

另一桩发生在1973　年5　月7　日，中国驻希腊大使周伯萍在与希腊外交部商议完马卡雷佐斯副首相访华事宜返回使馆途中，看到附近街道警哨、车辆都比平时多，好像有重要外事活动，就要翻译查一下是怎么回事，翻译回使馆遂去找值班的人询问。值班的人刚学英语，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一张请帖，大使名叫科威克，第一个字母是K，他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的请帖，也没注意时间是次日中午，见到翻译就问是否从科威特使馆的招待会回来。翻译因而认为途中所见是科威特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再看请帖上时间是12　点到13　点半，此刻离散场只剩10　分钟了。他匆忙找大使说科威特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有请帖邀大使参加。因时间紧迫，周伯萍来不及看请柬，未假思索就决定立即赶去。

科威特大使馆在中国使馆西北，但司机未去过，也不知道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就在中国使馆东南方，结果糊里糊涂开进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刚到希腊任上的周伯萍还不熟悉各国在希腊的外交官，把站在门口迎送客人的以色列外交代表当成了科威特大使馆临时代办，一下车就匆匆忙忙与他握手，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迟到原因。

此时恰有《纽约时报》一名记者在侧，问周伯萍来这里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翻译把“这里”译成“雅典”，周伯萍没注意到这是个很不寻常的提问，而只认为是记者寻衅而已，就简单驳斥了几句。美国记者对中国大使的言行一头雾水，可周伯萍并没有理会，在与荷兰、墨西哥等国大使寒暄，并与以色列外交代表告别后才离去。

《纽约时报》随即发出中国大使到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的消息。而周伯萍在第二天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才从罗马尼亚大使处得知此事。当时阿拉伯国家都敌视、痛恨以色列，对有关以色列问题特别敏感。为防止事态的扩大和复杂化，中国使馆一方面采取紧急措施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各国使节说明中国大使误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系使馆工作上的差错，丝毫不意味中国外交政策有任何变化，力求尽快最大限度地消除错误影响；一方面马上向国内报告错误情况并做出检查。

周伯萍随后即接到外交部电话通知：什么话也不要说，立即回国。

据说周恩来闻知此事非常恼火，在国务院办公会上说：“美国出了水门事件，我们出了雅典事件。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特大丑闻，必须严肃查处！”总理办公室用外交部名义发出通报，认定此事性质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整个通报措辞严厉。

周伯萍再次写了书面检讨，同时驻希腊使馆也写检讨分担责任。外交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经讨论拟出报告，认为周伯萍所犯错误严重，但考虑其态度正确，认识较好，建议免予处分，暂时在国内学习一段时间。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同意”。

5　月24　日，有周恩来批示的外交部报告以及所附周伯萍和使馆的检讨，送到了毛泽东手上，他挥笔圈掉了报告中“十分严重、极为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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