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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一直到唐代，他的胡子还在罗汉塑象上完好保存。唐中宗的安乐公主，是个霸道而且淫乱的女人，“五日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驿取之，又恐为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遂绝。”（章绚《刘宾客嘉话录》）

谢在剪须的同时，还写下一首绝命诗。“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诗中所说的“斯痛久已忍”，绝对是这位贵公子的个人看法。其实，他很不能忍，而且根本不懂得忍。要懂，也就不那么狂了。他的一生，寻衅，闹事，犯狂，裹乱，始终不肯安分，不停折腾，最后，把未想深究他，但也不想跟他玩的宋文帝刘义隆惹火了，只好脑袋搬家。

谢灵运之死，算不上文字狱，因不是由文字获罪。他是太热衷政治，热昏了头，卷入刘宋王朝的最高层的权力之争中，最后随着废为庶人的皇兄刘义真，一块成为输家。在帝王眼里，一个山水诗写得极漂亮的诗人，算个屁！将他逐出建康，谪放广州，在那里，还狂，地方当局随意扣上一个谋反的罪名，就地正法。

诗人的傲骨再硬，也是敌不过统治者的钢刀。诗写毕，赴法场，刀起处，人头落，只好用一腔鲜血来写自己的挽歌了。这一年，为元嘉十年（公元433年），谢灵运仅49岁。他要多活几年，其成就一定大大超过才高八斗的曹植。

诗人，是文人中的特殊一族，我认识的一些写诗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可爱也可嫌的毛病，说不出在什么地方，有与凡人不同之处。所以，诗人之死（当然不是全部），也往往有别于常人。好像诗人死得和大家差不多的话，就俗了。倘不将其死，死出新鲜花样，对不起广大观众和读者似的。

晋人南渡，讲究门阀等级制度的社会未变，谢灵运成年后，袭其祖职，“封康乐公，食邑三千户”，由于这样一个优裕的贵族世家的环境，又有这样一个渊源流长的家族文化背景，养成他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傲慢，称得上是个自由不羁，放任奢豪，为所欲为，无所顾忌的名士派。尤其他跟皇子刘义真的关系匪浅，算得上是铁哥儿们，这样他就成了隐则自诩为山中宰相，出则进入宫掖为太子宾客，在家田连阡陌，富甲一方，在官率意而为，放任行事的特权人物。比起不得不向人家讨酒喝的陶渊明，他狂的资本可是多得多了。

史书称他“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均见《宋书·本传》）。“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民间谣曰：‘四人携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宋书·五行志》）。尤其“好为山泽之游，穷幽极险，从者数百人，伐木开径，百姓惊扰，以为山贼”（《资治通鉴·宋纪四》）。这样的奢靡浮华，享乐腐化，行为不检，扰民生事，谢大诗人的狂也不免太过份了。

狂狷，也是文人性格的一种，但无节制，便会膨胀，他当然不满足于这种仅仅是阔绰的生活现状，因为他“文章之美，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纵横俊发，过于延之”，这些名气，声望，成就，加上自负，那根诗人的神经，就开始发热起来，渐渐不安于位，总是讨价还价，“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常怀愤邑”，一门心思要做官，而且要做大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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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谢和小谢（3）

其实，诗人最好的状态，就是做诗，一旦想得诗以外的东西，常常会出问题。

于是，他插手刘宋政权的最高层的接班矛盾，《资治通鉴·宋纪二》载：“南豫州剌史庐陵王（刘）义真，警悟爱文义，而性轻易，与太子左率卫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尝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能够得到皇储如此明确的许诺，可见他在宫廷斗争中卷入之深。

凡错误地估计客观形势的人，总是先对自己的估量错了。诗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认为他不仅现在能左右局面，而且将来能决定局面，不是现在伸手就能得到东西，而是将来不用伸手也能得到东西。他不但做现货，还做期货，因为他把宝押在庐陵王这位好朋友身上。

谢灵运热衷于仕途，可又不精通官场运作；喜欢搞政治，可又不谙朝中形势，习惯于人家来巴结他，可又不懂得强者第一的森林法则，因此，一个过于天真，甚至幼稚的诗人，哪是职业政客的对手呢？“大臣徐羡之等恶义真与灵运等游，义真故吏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谓文人类不护细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耳。’于是羡之等以为灵运，延之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出灵运为永嘉太守，延之为始兴太守。”

将他逐出建康，外放加之黜降，未足以使谢灵运清醒。紧接着，刘义真为诗人朋友说好话的结果，连这位候补皇太子也弄到京城之外当散王了。如此严重的事态，谢灵运照样在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他还发明出一种登山用的旅游屐，一头高一头低，上下山时颠倒穿用，十分方便，可见他并不把刘义真，其实是他的靠山，在宫廷中的地位下降，当回事。太狂的人，往往失去正常人应有的感觉。

一直到大臣们设法把刘义真干掉，拥立了刘义真的弟弟刘义隆为帝。宫廷政变的斑斑血迹，这才使谢灵运意识到情况不妙，可他除在一些诗中用借寓的手法，流露出伤感情绪，并无任何收敛自己的措施；而且他马上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因为上台后的刘义隆来到建康后，并没有惩罚他以前与刘义真交往的那一段劣迹，不但不顾旧恶，甚至征他为秘书监。并“赏遇甚厚”，使他神魂颠倒，不但狂放如故，甚至益发地二百五起来，认为连帝王也不敢拿他怎样。

其实，刘义隆眼里的谢灵运，比喻得动听一点，墙上挂的一幅字画，蛋糕上嵌的一颗红樱桃，中看不中用的装饰品而已。所有封建统治者都是这样看待文化人的，装点门面，可以，附庸风雅，可以，真派用场，真当骨干嫡系自己人，是不可以的。

《宋书·本传》载：谢灵运“既自以名辈才分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宴谈赏而已。”赏花吟月，敬酒行令，奉旨赋诗，歌功颂德，谢先生的任务，不过是摆摆样子，表明皇帝如何地偃武修文，如何地尊儒重士，如何地太平气象外，陪着喝喝茶，聊聊天，开开心，解解闷，使得龙颜大悦，也就该打道回府。

谢灵运不明白这个道理，所谓御用文人，和给皇帝搓背捏脚，按摩挠痒的小太监们，那地位也差不太多的，不过是要让皇帝舒服罢了。但是，“王昙首、王华、殷景仁，名位素出灵运下，并见任遇，灵运意甚不平，多称疾不朝直；或出郭游行，且二百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

谢灵运以为闹闹情绪，甩甩架子，给皇帝一点颜色看看，会对他另眼相待。这就是诗人在自讨没趣了，皇帝会在乎他一个诗人的去留嘛，就算所有的文人，都患了禽流感，死光了，刘义隆不照样当他的皇帝？于是，一纸公文，将谢灵运解职回家，给了他一点面子，算是他请了病假。

回到会稽的诗人，神经依旧，略无收敛之意，“游饮自若”，一人出行，二百随从，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吓得地方当局以为来了什么叛军，要加以防范，足以说明诗人张狂到何等程度。结果“为有司所纠”，“坐免官”。后来，又被他的反对派狠狠奏了一本，诬告他“买兵器，结健儿”，要谋反，皇帝恼火了，“诏于广州弃市”。

大谢和小谢（4）

司马光说：“灵运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于祸。”诗人正值创作旺期，把脑袋玩掉了。如果他不那么折腾，不那么张狂，不那么树敌，就写他的山水诗，当他的大诗人，也许不至于弄到杀头的地步。但他太狂了，狂得不可收拾，便只好把脑袋放到断头台上。诗人要狂，无狂也就无诗，只有狂，才能促使灵感的爆发，诗兴的升华，铸字练句的沸腾，但切不可太狂。所以，凡为诗人者，小狂风雅，大狂送命，这笔账还是真要好好算一算，看怎样更划得来？

历史，有时会出现反复，有时会走回头路，相隔66年以后，谢脁又重演了谢灵运的一幕。大小谢之死，虽然戏码一样，剧情却有所差别。谢灵运主动往枪口上碰，咎由自取，谢脁尽量躲着枪口，却怎么也摆脱不掉，算是在劫难逃。

谢灵运与谢脁，为什么殊途同归，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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