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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我很怕这种思想，毒害了余杰。然而我仍说了出来。说出来，也利于余杰警惕我。我体内有许多毒，鲁迅毒、毛泽东毒、庄子毒、雷锋毒……每种毒用于不同的攻防，并且我自有解药。但是没有解药的人，要警惕我。

其实余杰的许多论断，我并不赞同。我赞同的是他拍案而起之真率，拔剑而刺之勇决。刺得不准没关系，那是技术问题。关键在于那种白虹贯日的气概，实在是今日中国的吉光片羽。

与以前的集子相比，这本《思人》多了些伤感和叹婉。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余杰的短章比长文要好，那锋锐，那澈骨，仿佛是《天龙八部》中虚竹打出的一片生死符。

余杰很仰慕80年代。但80年代时，那些二十三四岁的青年，也很少有这样的锐勇。我比余杰大9岁。在我9岁那一年，我也能非常流利地说：“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那时的余杰正在数千里外，用他那双“牛的眼睛”，第一次张看这个充满虚伪和残暴的世界。

“余杰”这名字很好。在“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时代，有一个声音说：“余杰——我是英雄！”这需要忍受几千万吨的嘲讽和审查！当然，这名字还有一种解释：残余的英雄。所以我很怕那感伤的音调意味着英雄的末路。余杰很快要托生为一名研究生了，我相信他的学问会做得很好。但我最关心的是，会不会有一天在酒楼上同赏废园的红花。我想教他些世故，但我又怕他真的世故。最后我面对他的文章，彷徨于无地。

这些文章，是还在呼吸的中国的声音，带着血的蒸气。是真北大的声音，是真青年的声音。余杰，你何必拉来那些老人的文章一比？宽恕他们罢！你且走你的路，我混在看热闹的人群里，当人群里有人拈出了冷箭，我一刀，刺在他青翠的苦胆里。

1997年小满到芒种之间

第三辑　书山剪径　苍凉的碑林

月亮再圆上十几回，我们就将走下“20世纪”这艘辉煌的“坦泰尼克”号，眼看它一寸寸消沉在无边的永恒之海。中国人对时间的伤感是无与伦比的，朱自清说：“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幸好，我们有历史，历史比神话更多情、更深沉、更悲壮。你去看那沉默的宫殿、庙宇、碑林，它们都在无声地向你叙述着数不尽的光荣与梦想。

一眨眼，新文学也要镌刻自己的碑林了。尽管新文学本身还没有结束，还将在新世纪的硝烟红尘中继续迅跑，但它已有的80多个春秋正在成为我们新的基因，新的传统。一切迹象都昭示着，新文学已然经典化了。不及时定格这一经典，我们就将一再重复到外国去查找自己家谱的悲哀和遗憾。生活在新文学传统之中的读者，大多无暇注意新文学作品的版本，特别是在今天文集如潮、丛书如海的时代，似乎只要不是盗版，就不会被人们抗议为假冒伪劣。于是你会读到郭沫若在五四时代就高颂“饿不死的马克思”和“甘心附逆的恩格斯”；你会读到《雷雨》中的鲁大海由一个工头变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去向那地主阶级加资产阶级的生父周朴园进行无情的阶级斗争；你甚至早晚有一天还会读到骆驼祥子不但没有堕落、没有出卖革命党，而且化悲痛为力量，一举考入北京大学，参加北平左联，领导一二·九运动，最后与林道静一见钟情，双双在烈火中永生……不论从尊重学术，尊重历史，还是尊重读者的立场出发，现代文学“考古学”工程都应该启锚了。可贵的是若干有识之士已经站在潮头，先人着鞭。人民文学出版社早在80年代就默默进行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工作，如今又在前者基础上推出一套隽雅的“新文学碑林”。在竞相以出厚书、出大书为荣的风气下，这套书显得那么“单薄”，最薄的一册只有60几页。但这恰恰显示着十足自信的“精品意识”。可以说，这套书一页有一页的含金量，每一页都代表着20世纪中国文学之树的一枝一叶供后人反复拓印、揣摩。它所代表的那一枝一叶或大或小，但它们都“货真价实”，具有一种苍凉到永远的触摸感和飘逝感。

第一辑中的10本，就历历印证着这一苍凉的感觉。《尝试集》是新诗的第一本诗集，开创了现代白话诗。《女神》是新诗的第二本诗集，真正代表了摧枯拉朽的五四精神，是20世纪最有价值的中国诗集。《沉沦》是新文学第一部小说集，是摧毁假道学城堡的碎甲弹，在20年代荡起了轩然大波，当年有的青年连夜坐火车到上海去购买。《湖畔》是中国最纯洁的爱情诗集，当年却引起了一场“道德保卫战”。《繁星·春水》是中国小诗的高峰，是中国的俳句，中国的《飞鸟集》。《红烛·死水》是格律体新诗的经典，它的严谨庄重与《女神》的奔放不羁恰好相映生辉。《自己的园地》是周作人闲适散文的开端，与鲁迅的战斗杂文共同奠定了现代散文的两个基调。《缀网劳蛛》是第一位现代宗教作家许地山的代表作，它达观朴实的人生态度可以让你摆脱“战斗”与“闲适”，另觅一条通往天国之路。《海滨故人》写的是第一代“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新女性的伤痛，对照今天那些很会走路但是已然无梦的女性，颇有意趣。《少年漂泊者》是最早的革命小说，鼓舞了大量青年选择最有价值的人生，陶铸和胡耀邦都是读了这本书后去投身革命的……

建碑林是一件严肃而又有趣的雅事，过去是要由朝廷来主持的。但朝廷所立的碑林未必是大众心目中的碑林。新文学经过80多年的呐喊、彷徨、沉沦、日出，早已在大众心中树起了一座座无形的丰碑，“新文学碑林”恰是这些无形丰碑的外化。这些碑还需要我们“时时勤拂拭”，让它们在21世纪这艘陌生的巨轮上，为我们导航。

七七事变61周年，小暑。

略说《万象》的广告

《万象》是上海沦陷期间最有名也最有代表性的一份通俗文学期刊，从中的确可以看出上海社会的人间“万象”，这一点在它所登载的广告上也很有几分表现。

《万象》的广告五花八门，涉及到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经常登载的有香烟、布匹呢绒、医药、补药、疗养、酱油、味精、麦乳精、药皂、煤球、铅笔、张裕葡萄酒、八折售书、跑马彩票及电影广告等。从这些广告，可以隐约想象到当时市民日常生活的基本模式。

香烟广告在今天是被禁止的，而在那时却占据很突出的地位，版面设计和广告用语都很讲究。这是因为“香烟”在那时是一种“现代文明”的标志。广告画面上的吸烟者均为风度翩翩的绅士或姿态优雅的美人，而且烟雾往往被特意渲染，颇富诗意，让人想起郭沫若高声赞美大烟囱里冒出的朵朵黑云。另一方面，广告所宣传的香烟均为国产，隐隐有一点与洋烟相抗衡的民族工业意味。

现在许多报刊上告诫人们要少用乃至不用味精，而那时的广告语却视味精有如仙丹，仿佛一加“味之素”，木头也会变鸡块一般。让人想起今日电视上的“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

各种药物和补养品的广告商业味甚浓，有时带一点暗示的挑逗，反映出社会生活颓靡的一面。至于布匹、呢绒等，多是强调结实耐用，显然是针对普通工薪阶层的。煤球广告今日看来似乎“土气”，而在那时，相对于炭火盆来说，煤球炉的时髦程度也许不亚于今日的电暖器。

《万象》上曾有电影《家》的广告，号称是：“十大导演集体合作，四十位大明星联合主演。”好一副“巨片”口吻。

用电影明星作广告，那时也有了。比如有一种“银星”香皂，就专门请大名鼎鼎的影星顾兰君亲笔签名推荐。若在今日电视时代，她一定会冰绡半掩，回眸一笑说：“我只用银星！”

《万象》也给自己做广告，标榜说：“图文精美，集合全国名作家之著作。”这倒也不算太吹牛，《万象》的质量确乎是上乘的。

《万象》也帮其他报刊做一点宣传，如有一次为《力报》广告说最近添载冯蘅的《大学教授》，系《大学皇后》的姊妹篇。报刊之间互为宣传，今日亦然。

很有趣味的是一种文人卖字卖画的广告。例如有一则为：“孙了红画，陈蝶衣书，鬻扇，五十页为限，每页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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