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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3页）

“我年轻时，一股子热情。我认为我是党培养的，是‘党的女儿’！我听党的话，跟党走。

“第一次使我伤心，是在1961年。我写了申请入党报告。可是，整整一年，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过一次话！后来，我就提意见了，党支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求入党，怎么没有人理我呀？终于，一个支部委员找我谈话了，说我要经过长期考验，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右派，叔叔又是那样死的，何况你自己在反‘右’中思想有过摇摆……”

“在反‘右’中思想有过摇摆？”反“右”的时候，她只不过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呀，刚从乡下来到城里，怎么“思想有过摇摆”？

哦，问了一下，才明白：

那时候，许杰教授被打成右派。他再三申明，他以人格担保，他没有反党。她同情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她相信这位知识分子的人格。她跟另外两个小姑娘，写了一张很小的大字报，很害怕地贴在一个角落里，说能否让许杰老师与党委书记进行一次公开的辩论，让我们辨别一下是非？这还了得？“貌似公正，同情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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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戴厚英写《非命》（7）

对了，对了。那时候还有人贴出一张大字报，说的是“救救教育事业，老师待遇低”。她想到自己将来也是一名教师，看了以后心里很难过，就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后来那张大字报被定为“反革命大字报”。凡是签过名的，都要向党“交心”。她签过名，不言而喻，“右倾”！

虽然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使戴厚英的脑子里多了一根弦，但是她仍然还愿意紧跟共产党。那时，她一星期要给父亲写一封信，劝他对社会主义、对党不要动摇。

戴厚英感叹道：

“那次谈话之后，我真的准备迎接长期考验，一门心思接受思想改造。那时候，我确实是非常驯服的工具——尽管我的本性是桀骜不驯的，但是我认定了信仰之后，我是很虔诚的。我一片真心拥护共产党。”

1962年，她的父亲终于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她松了一口气。她并不知道摘帽之后，那“摘帽右派”本身也是一顶可怕的帽子！

1964年，她被派往上海郊区——上海县梅陇公社，作为“四清工作队”队员，参加了两期“四清”运动。她本来就是农村姑娘，在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受到“四清工作队”的好评，“四清工作队”准备发展她入党，要她再写入党报告。可是，当“四清工作队”跟她所在的单位——上海作家协会联系，上海作家协会党支部不同意，因为家庭问题的阴影依然笼罩着她，说“右派的女儿怎能入党”……

戴厚英长叹一口气：

“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写入党申请报告了。”

大抵由于我从不抽烟，面对着烟雾袅袅的女性，感到奇怪，感到纳闷。

我记得，戴厚英在《人啊，人！》中写到本不抽烟的赵振环，学会了抽烟。原因是“闲茶闷酒无聊烟”。

我问起了她什么时候开始抽起这“无聊烟”？

没想到，她说，她把香烟当做心灵的止痛剂！

她跟我谈“文化大革命”中的痛苦经历；

她跟我谈与丈夫离婚的痛苦过程；

她跟我谈《诗人之死》一书遭受的磨难；

她跟我谈《人啊！人》一书遭受“大批判”的苦难……

戴厚英不仅抽烟，而且酒量也不错。她的性格和为人，更多的像男性。所以，我曾笑称她是“男性化的女作家”。

但是，戴厚英在女儿面前，却是中国典型的良母；

在父母面前，是绝对的孝女；

在姐姐、弟弟、妹妹面前，在乡亲面前，有着深深的亲情。

所以，戴厚英既有男性化的一面，也有典型的东方女性的一面。

经过多次采访，我写出了报告文学《雾中的花》。

我请戴厚英改定。她一边看，一边抽烟，不时抽泣着——因为《雾中的花》勾起她许多痛苦的回忆。

她非常喜欢这篇《雾中的花》。

我也以为在这篇作品倾注了诸多心血，是我新作中不亚于《思乡曲》的作品。

我本来想在《文汇月刊》上发表《雾中的花》。遗憾的是，他们一听写的是戴厚英，就摇头了！

我曾与上海其他刊物联系。一听说写的是戴厚英，也摇头了。

我也曾与北京其他刊物联系。一听说写的是戴厚英，同样也摇头了。

我明白，在北京与上海不可能发表这篇报告文学。

正巧，青海一家杂志——《人才天地》向我约稿。我只得把《雾中的花》“发配青海”。

青海的《人才天地》杂志毕竟影响有限，虽然那一期特地用戴厚英像作封面。也正因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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