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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4部分（第2页）

“这段话很有意思，其实是孟子给齐宣王下套，齐宣王的一弃、一已，一个断交、一个撤职，可换成国家的时候，他就左顾言它了，儒家站在民众立场上，国君不能治好国家，也得负责下台，并没有愚民来维护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含义。那个时候的儒家创立者，不是阿附权贵之徒，而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不会为了政治利益去出卖人格，为国君出谋划策。无论是孔子也罢，孟子也好，其学说中尽是“养民”和“教民”。“教民”则一定不是“愚民”的政策，而是恰恰相反。可到了董仲舒那，却变了味！”

此时，两人走的非常慢，而郭嵩焘更是不时的皱着眉头，今天汉王的每一句话，在他震惊之余，更是发人心省。

“秦国的二世而亡，固然令人警醒，可汉随秦制，其实只是将“愚民”之道加掩饰罢了，汉宣帝为了教育”仁柔好儒“的太子，说了”霸王道杂之“的明言。而后来董仲舒为讨汉武之欢喜，篡改儒学之本，由此也就有了“儒表法里”之说，就是以儒家构建社会纲常、忠君等思想以及秩序。以儒家标榜的仁义道德为统治合法性建立基础并增进认同，而法律、行政等政治实践，则延续秦律中的法家之学，也就是”汉承秦制“而法家思想中对“愚民”有着丰富而充分的论断，“民弱而国强”是其核心思想。表面上代王朝说的是儒家仁义，可是制度上却是法家驭民使用的霸术。”

这也是儒家成了“愚民之学”的原因，这是因为法家作为政治、行政体制的核心思想，普通大众接触并不多，这些黑暗的内容都是统治阶级秘不示人的“法宝”，人民只能看到统治者宣扬的儒家仁义道德，而发现自己被愚弄后，就会认为是儒家思想愚弄了他们，所以说儒家愚民是不对的，儒家是为法家的愚民思想背了黑锅。

“也就是从董仲舒为讨汉武之喜，迎合其用，添加了“三纲五常”以为其统治篡改儒家学说起，孔孟时代儒家的内容也在不断地被各个朝代的君王修改或者曲解，而至高皇时，高皇看到《孟子》的时候，看到民本思想时候，勃然大怒，愤怒地下令从书中删去大约相当于《孟子》全书三成以上的内容，这种删减确实是儒家一步步沦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并通过科举制度传递给更多知识分子“奴性”，成为愚民的方式之一，”

“陛下……”

若是说先前是惊讶，那么在听到汉王提及高皇删改《孟子》时，郭嵩焘更是被吓了一跳，就在他欲为朱元璋辩解时，朱宜锋伸手打断他说道。

“云仙，高皇当年删除非孟子原文85条，将剩下100多条，编了一本《孟子节文》，虽说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但是却未强删令天下《孟子》，只是规定不考《节文》之外的文章，是为了让大明政权千秋万代永世不倒。如此，亦可理解……可，他并没有想到，中国正是毁于其删书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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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0章　离经叛道（三）

“他这么做却给后世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

对于中国人而言，很难直面自己先祖犯下的错误，大多选择“为长者讳”。但是朱宜锋并不在乎这些。他本身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当已经不需要再用朱家的名头为自己谋取利益，甚至需要推翻一些东西的时，自然也应该直面其犯下的错误，更何况，这会给外人制成一种假想连自己的祖先犯的错都可以指出，那么面对类似的错误，谁还能再说出一个“不”字。

但是当这话听在郭嵩焘的耳中，让他浑身勐然一颤，为人臣者，有些话甚至连听都不应该听。

怎么办？

犹豫间，郭嵩焘的眼前勐然一亮，连忙开口说道。

“殿下，删书者焉止高皇，秦无道方才“焚书坑儒”，高皇删书之后，实是圣人之道！”

为了给朱元璋洗地，郭嵩焘甚至不惜搬出圣人来。

“圣人得帝魁之《书》三千三百三十篇，删定一百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而高皇帝删书亦是合圣人之道……”

郭嵩焘的话让朱宜锋心底微笑，果然都是统治者的好臣子啊！居然把孙子删书这个真假难辩之事给说了出来。但是臣子这么给高皇帝洗地，作为子孙后代的自己，就不好再提此事了。

其实之前在道出这句话时，朱宜锋的视线朝着孝陵的方向投去，他并不后悔说出这句话。或许对于不少人来说，朱元璋是完美的，但是完美，并不意味着没有犯错。

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在这件事儿上他就做错了。

“高皇为了让大明政权千秋万代永世不倒，删以《孟子》85条，但其亦知文不可尽删，仅编了一本《孟子节文》，以供士子专考，可却不禁士子看《孟子》全文亦不禁印此书，但是高皇却未曾想到，其无意之举，却由此开以中国删书之河，”

因为认了朱元璋作为“先祖”，那就必须要为其行为负上一些责任。

“至满清时，满清更是将其发扬光大，满清以异族蛮夷入主中国，为维持统治，更是推行文字狱，以文入罪。删改天下之书，焚书数万，更是为维持统治，肆意删改儒家学说，以至于儒家完全沦为其工具，成为其奴役百姓之本……”

“满清祸国如此，实是可恨至极！”

郭嵩焘直接道出了一句政治正确的话来。点点头算是认同的他的这个态度，朱宜锋又接着说道。

“然而这不是真正的儒家，而是代君王随意修改后的儒家。”

是的，这并不是真正的儒家。说儒家愚民的必须要先区分孔孟的儒家和董仲舒之后的代儒家。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看作儒家的发扬光大，但是也可以看作是儒家的一种“变态”。仲舒时期的儒家已经掺杂了一些阴阳五行的神秘学元素，为了体现君权神授的观点，开始有了愚民的“雏形”，仲舒时期的儒家已经掺杂了一些阴阳五行的神秘学元素，为了体现君权神授的观点，开始有了愚民的“雏形”，

真正的儒学中，有“愚民”争议的只有《论语》中《泰伯篇》中的一段话，引起争议的原因是断句问题，也就是那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第一种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断句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思想，翻译过来大意就是“可以让人民按照我们得意志去做，但是不能告诉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如果这种断句成立，应该是最早的儒家愚民思想雏形。至于第二种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断句截然不同，翻译之后就是“民众同意，我们就实行；民众不同意，我们应该和他们说清楚道理和原因”，但是在后世很多人认为这是人们对于孔子的过分拔高，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学术界支持第一种断句以及翻译确实也多一些，但是对于朱宜锋来说，他更倾向于第二种，因为他知道中国的根本在什么地方。

“其实，从开始罢黜百家的时候，掌握在统治者手里的儒家就成为愚民的工具。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秦，秦国因为愚民而兴，也因为愚民而亡。但是，自此之后，百代都行秦政治，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所以，“愚民之道”就再没有退出中国史的舞台。”

缓步向前走着，朱宜锋边走边感叹道。

“不过，秦国二世而亡的教训，却为朝代所警，但“汉随秦政”的影响，加之秦国因“愚民”而强的现实，又为代王朝不甘舍弃，而在这个时候董仲舒出现了！”

是的，董仲舒是一个关键的角色，这正是朱宜锋研读史集得出一个结论。

“后人只看到董仲舒劝说汉武用以儒学，却未看到汉武取儒家之“仁”不过只是拿来一用，所谓“仁”不过只是用来蒙骗百姓罢了，是为了掩饰秦政的本质，而董仲舒恰好看到这一点，看到汉武需要用儒家的“仁”去掩盖法家的“暴”，需要用“三纲五常”来确立汉家统治的合法性！”

作为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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