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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筮源流考二十（第3页）

无论从《左传》一书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还是引用《周易》里的句子用于阐明事理的例子，通过它们的称谓，明确的看到是以《周易》一书里的名称及符号，作为每篇里的“繇题”排序，并由此可推演出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我们还可从《左传》里记载卜筮中的两个例子里，所涉及《周易》里的一篇内容，以此推演出这种文本的结构形式。我们先把《左传》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所涉及《周易》同一篇内容的两筮例摘录如下：

1《左传·闵公二年》“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2《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晋侯辞秦师而下。”

以上两筮例中涉及的是《周易》“大有”里的内容，我们已知春秋时期的《周易》文本里每一篇里的“繇题”是以《周易》里的符号及名称充当的，也知道是如何的排序规则与方法。那么，我们先把作为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大有》篇抄录于此：

“大有：元亨。

鼎：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离：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睽：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大畜：匪其彭，无咎。

乾：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壮：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大有》，是以“鼎”、“离”、“睽”、“大畜”、“乾”、“大壮”做繇题。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筮例中说“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

这里说的“《大有》之《睽》的《睽》，正是《大有》里的第三“繇题”。而《左传·闵公二年》里的筮例中说“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这一筮例中说的“《大有》之《乾》”的《乾》，正是《大有》里的第五“繇题”。这两筮例中，一筮例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五繇辞，另一筮例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三繇辞。《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的筮例中，所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三繇辞时，卜史偃要以此‘解读’“勤王”之事的吉凶。卜史偃就引出《大有》里第三繇辞内容，即“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这“公用亨于天子”，正是《大有》里第三繇辞的一部分内容，只是卜史偃没有引述“小人弗克”来”解释”他卜问事情的吉凶，而是找有利的繇辞”解释”他认为的吉凶。我们所要看到的是这一筮例中出现的“《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说的正是春秋文本《周易》里的《大有》第三繇题与繇辞。而《左传·闵公二年》里的筮例中只出现了《大有》中的第五“繇题”，即“《大有》之《乾》”，而并无引出以《乾》做繇题里的繇辞来，而这一筮例中“曰”之后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不能理解成是《大有》里的第五繇辞，还认为是与今本《大有》里不同的繇辞，这样认为就错了。这里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内容，是史巫的解卦（因这里的筮例，已把《周易》看成“卦”）的话语，这种方式，即“某之某曰”后出现的内容，而不是《周易》里的文辞，并不是仅此一例。正如此筮例里出现的“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这种说法格式，是史巫点明某筮卦某繇题后，跟着出现的是史巫解卦的语言，这种“解卦”语言，一般是通过所筮出某卦的卦符号取象或通过得出的某繇辞来解卦，并不引出某繇辞，而是变成自己的对所问事项的吉凶，说出一套说语来，所以就不能一概认为“某之某曰”之后的话，就是《周易》里“某之某”里的繇辞。这一筮例出现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正是史巫通过《大有》里的第五繇题《乾》的取象（“乾”的取象为“天”、“父”、“君”等）做出的“解卦”语。我们这里只是要看的是，《左传·闵公二年》里的筮例中出现的“《大有》之《乾》”，正是通过《大有》卦名和《大有》里排第五的繇题《乾》名，出现的这种称谓。由此从这两筮例中，也完全能够印证春秋《周易》文本的每篇里的结构形式来。

《左传》里的以《周易》筮例说法与引用例子里的说法是吻合的，也由此证明了，两者所用的是一种文本，即“春秋《周易》文本。也由此而知，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里的符号及名称来编排每篇里的“繇题”。

因有《左传》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里称法，和”《周易》有之”的引用称法，已知《左传》所记春秋时期所用《周易》文本格式与今本《周易》文本格式不同，无疑《周易》是个被篡改的过程。再有春秋所用《周易》文本格式里以《周易》一书里的名称做”繇题”，无疑又证明春秋时期所用的《周易》文本并不是原创《周易》，因原创《周易》无疑是没有名称的，《周易》一书名称是《周易》成书后被人们从每篇文章首字或两字抽出做为名称的。从春秋文本《周易》内容格式里“繇题”看，无疑是在原创《周易》格式上篡改过的。

关健是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的记载：“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这种”卦”说，无疑说明把原创《周易》篡改成算卦格式，把《周易》里所用那套排序符号，也改变成卜筮上的一套符号工具。由了那套符号，变成六十四卦符号工具，才能用于蓍草以”数”（”大衍之数”）的推演起出一卦来，才有了八卦取象的筮法结合。

再有《左传》记载的以《连山》或《归藏》的两卦例，无疑证明了原创《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和后出的六十四篇文章名称一并改造成六十四卦算卦工具（符号十名称），并将卜筮的六十四卦符号上挂上卜辞内容。

现将这两卦例抄录如下：

1《左传·僖公十五年》：“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涉河、候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之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失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徒？’”

2《成公十六年》：“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国蹙王伤，不败何待？’公从之。”

由此说明，在春秋时期（《左传》记载）史巫是将原创《周易》所用那套符号和名称改造成算卦工具，六十四卦符号和名称上”挂”上去的是卜筮之辞。又将原创《周易》篡改成春秋文本《周易》用于卜筮。

我们在前面已解释所举例《左传》一书里记载的筮例和卦例，从那些例子里，已知春秋史巫是如何起卦和算卦的。已知春秋史巫在算卦上，关健是离不开那套符号工具，即已演变出六十四卦符号工具，有了算卦上的六十四卦符号名称工具，才有了八卦取象筮法内容。由此证明，八卦与六十四卦是对孪生。八卦取象卜筮，是六十四卦卜筮工具上的产物。也由此证明，卜筮上六十四卦符号工具，是脱胎于原创《周易》一书所用排序那套符号和名称。而原创《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是历史上一套记事符号的传承。而“八卦”无疑是脱胎于六十四卦符号卜筮工具，其源头是春秋或战国时期产生的八卦取象筮法（算卦）内容。

综合而论，原创《周易》一书六十四篇哲学文章所用历史上传承下来那套记事符号，用之于文章排序。

《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产于《周易》成书的几百年前的商代晚期。《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做为文章序目时及以前，只是一套记事符号工具，我们给命名为“六十四画符号”。

我们考证《周易》成书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时候，由《左传》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和《左传》记载的《归藏》或《连山》卦例，已知原创《周易》和所用的那套符号及书中名称被篡改和利用。春秋时期史巫把原创《周易》篡改成卜筮的内容格式，史巫又利用《周易》一书所用符号及《周易》名称，编出卦书《连山》与《归藏》。自春秋时期，原创《周易》所用那套符号和《周易》一里名称，衍生成一套卜筮（算卦）工具，即六十四卦符号名称由此诞生。

因春秋（或战国，因目前从考古材料上看八卦筮法最早于战国中晚期）六十四卦符号名称卜筮工具的产生，才共生出八卦筮法内容。由此证明八卦筮法产生于春秋或战国时期。因”八卦”是卜筮工具的六十四卦符号名称的共生物，故”八卦”的源头，由可信的考古资料所证，其源头应是战国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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