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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2页）

实际人均GNP像前文描述的一样，是一个合理的首要的衡量物质福利的指标，但是，它并不是在任何一方面都是理想的。首先，GNP是用来衡量一个社会的总产出的，但是，如果GNP每年都被消费掉，那么产出水平将不会持续多久。一个更好的福利指标，就是衡量国民生产净值（NNP），也就是GNP减去维持目前产出水平的投资。虽然对NNP的测量只是近似地接近于理想状态，但是，总比没有要强。

表包含了用人均NNP衡量指标计算的增长率，并且，从该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人均NNP的增长要慢于实际人均GNP的增长。这种情况的产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现代化的进程使得单位产出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本，以至于实际GNP中越来越多的部分需要用于替换用完的或者是因为折旧而废弃的资本，也就是说，相对于以前来讲产出中更大的部分不得用于消费支出以维持产出水平在将来不会下降。另一方面，现代化需要新的资本形式。传统的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久耐用的资本，如对一种或者另一种类型土地的改进，以及非折旧的资本——牲畜或者是谷物投资；手工业也使用经久耐用的资本，如很少随着时间推移而改进的工具等。现代工业成长于1820年以后，尤其是1840年以后，大量使用机器，这些机器相对来讲使用周期短，一是因为机器比建筑物耗损得要快，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高折旧率的物品。19世纪美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原来相比每年需要更大的资本品消费量。结果，GNP中越来越少的部分被用来进行消费和新的投资。

家庭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

人均GNP并不是最理想的测量福利的手段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它不包括所有产出成分。它包括所有的农业产出和所有的家庭房屋的价值，但它却排除了未进入市场交易的产出。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内，这种遗漏造成了对总产值水平的低估，但并没有导致增长率的异常变化。由于通常把增长率作为分析的手段，所以这种遗漏并不重要。

但当只考虑美国19世纪的经济状况时，这些遗漏就必须考虑了。在工业化时期，很多经济活动从家庭内部转移到了工厂或者车间，由于标准的GNP概念忽略了家庭的产出，但却包括车间和工厂的产出，因此，在该时期衡量的实际GNP增长率被高估了。　［9］　表包含的数据试图去克服这个问题，至少是部分地解决了该问题。它在GNP中涵盖了家庭产出的重要部分（烤面包、纺织品和成衣生产、牲畜的屠宰）和农场土地的开垦和首次开荒，以及用农业材料进行的农场建设。虽然这种计算也不全面，因为它还是漏掉了一些家庭内的产出，但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做出了有用的补充。通过考虑产出的这些因素可以使实际人均GNP的增长率相对降低一些，但仍然是高增长率。

若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进行国际间比较，会重现进行跨时期比较时出现的问题。例如，在上节中提到用传统的方法衡量的结果显示1913年印度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12％。毫无疑问，1913年美国的产出中投入市场的部分要远远大于印度产出中投入市场的部分。这样，尽管印度确实比美国要穷得多，但是传统的GNP测量方法拉大了两个国家间的差距。

外部性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可能会有其他的因素使得实际GNP的标准测量夸大了真实的经济增长。这一方面源自这样的事实，即现代工业产生了没有包括在已销售的产品成本中的成本，因此当计算GNP时不能考虑这些成本。污染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精确的GNP测量应该扣除污染成本。　［10］　另一方面现代化也引起了生活方式的变革，这些变革会产生被标准概念忽略的额外成本，例如，交通成本和增加的治安成本。这些都源于人口在地理上的大量集中。现在还没有好的方法把这些成本考虑进美国19世纪的经济增长的测量中来，但是，恰当的调整似乎也不太可能对美国经济增长测量的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工作年限

人们的福利水平不仅仅只依赖于人均产出水平，而且也必须考虑为获得这些产出所放弃的东西。现代经济增长的结果是每周工作时间缩短，一些学者认为节约下的自由时间应被看做闲暇，并被看做是经济增长的收益。不论20世纪的生活是否变得更为悠闲，周工作时间和工作年限确实都缩短了。度量19世纪工作时间的变化需考虑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废奴运动使大部分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劳动强度降低。工业中的工作年限可能会缩短一些，但由于经济结构的转变无疑增加了某些工业部门的权重如采矿和制造业，这些行业的工作年限较长，同时，农业部门的权重降低了，而农业部门（南部种植园除外）有相对较短的工作年限（见本卷第5章，马戈）。所以，平均来讲，工作年限的总趋势是先变长，然后缩短。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几十年里，人均收入的增长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劳动强度的加大，但在晚期的几十年里情况则正好相反。

资本消耗与净国民产出（2）

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呢？一种方法是给闲暇时间赋值，也可以说是闲暇的机会成本，但这种说法的前提是工作时间可以选择。例如，对农场工人而言，每年工作时间短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如果有足够的工作机会他们会选择延长工作时间从而赚取更多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闲暇”的收益是被高估了。

同样，当工厂的工作适合年轻妇女时，这种工作机会极大地改变了妇女的命运。在家里她们整天忙于家务，而这种家务工作处于工作中的最底层。在工厂里，她们不仅能够挣到钱，而且，她们也融入到了同样年龄阶段的女性群体中来。这种从家庭到工厂的转变，可能不仅仅是从闲暇到工作的转变，更是从一种生活方式向更优生活方式的转变。

女性地位的改变只是展露了冰山一角。人们怎样看待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城市是让年轻人感到孤独的地方，是缺乏社会帮助的地方吗？或者是他们更喜欢爱说闲话、缺少个人隐私、一旦有愚蠢之举就会终生被人记住的乡村生活？城市是华灯璀璨，还是黑暗和邪恶？标准的人均收入水平要再提高多少，人们才能够重视由于工作变化引起的福利变化呢？

人力资本

还有一项能被度量而且应该计入GNP的是学校教育。当然，标准的GNP也包含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因素，例如，教师的收入。但是，很显然我们忽视了学生们花在学校里的时间。在一个世纪中，普遍存在童工现象，时间花在学习上就意味着工作时间的减少，学校教育与产值之间不但存在明显的联系，而且，我们能用简单的方法估算儿童们学习时间的价值：机会成本。艾伯特·菲什洛（Albert　Fishlow）估计了儿童们在学校学习时间的机会成本：

1860年：2　480万美元

1880年：7　210万美元

1900年：2　139万美元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机会成本的增长比GNP中展示的增长要显著得多（见表）。1860年，学龄儿童学习时间的机会成本价值是GNP的多一点；这个数字1880年上升到，1900年大约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把这种机会成本纳入GNP的计量当中来，这种机会成本的价值是很小的，不足以影响GNP的增长率。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相对于总储蓄和投资而言，这种机会成本的价值更加引人注意。

另外一种人力资本来源是移民，虽然会有其他成本，但它不需要美国人投资。大部分移民为年轻人，由在国外成长、受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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