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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我对傅聪有了些了解之后，我发觉他和他父亲傅雷都有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尽管当时无法发表关于傅聪的报告文学，我还是以他为模特儿写成一万五千字的小说《爱国的“叛国者”》，发表在《福建文学》杂志上。

《傅雷家书》由傅雷次子傅敏整理。最初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因为傅雷是在上海出生并在上海工作的，而且傅敏有一位老同学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愿意为此书的出版牵线搭桥。意想不到，这么一本好书，竟遭上海人民出版社退稿！那是因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当时的领导人“左”的思想相当严重，总以为傅雷曾是右派分子，傅聪是“叛国分子”，出版这么一本由右派分子写给“叛国分子”的家书集，不妥……

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范用得知，马上“抢”走了书稿。《傅雷家书》由三联书店出版之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印了一版又一版。这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才后悔莫及！

由于《傅雷家书》的大量印行，1983年8月，当时任上海《萌芽》杂志编辑的作家赵丽宏，约我写关于傅聪的报告文学。我一口答应下来。

然而，当时傅聪远在英国伦敦，无法直接采访。我只得在上海着手采访。我访问了傅雷诸多亲友。内中特别采访了傅雷家的老保姆周菊娣，因为傅雷夫妇晚年和周菊娣生活在一起。

我到上海江苏路傅雷故居采访的时候，意外地遭到“白眼”：傅雷的房子是租的。傅雷夫妇死后，房子已经住进另一家人家。我进去采访的时候，一提到傅雷，住户马上不悦，不让我进去参观。我好说歹说，才让我进去，匆匆看了一下，却不许我拍照。

后来我才明白，傅雷夫妇当年自杀于屋里。后来搬进的这家，最初并不知道此事。当他们知道之后，心中感到害怕，再也不许别人提及此事。正因为这样，当我前去采访、拍照，理所当然，他们不予欢迎。

1983年9月14日，我应中央电视台之邀，飞往北京，编写电视系列片《小灵通》。我借此机会，在北京进行采访。

在北京，我得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1982年2月19日对傅聪问题作了明确的批示：

“应该欢迎这种特殊情况下出走者‘归队’。”

“要较充分地体现国家对这样一个艺术家的慈母心肠。”

胡耀邦的批示，更加坚定了我写好傅聪的信心。

在北京崇文门宾馆，我写出了报告文学《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最初是以傅聪第一人称写的，我以为这样读来有一种亲切感。正巧赵丽宏也出差北京，他看了之后，认为写得很好，唯一的缺点是以傅聪第一人称来写，不妥。我同意赵丽宏的意见。他说，改一下人称，属“技术性修改”，可以由他带回上海改一下，马上发稿。《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迅速排出清样，本来已经安排在第十二期《萌芽》杂志头条地位。已经箭在弦上。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变故：那支在弦上的箭，没有射出去！

原来，形势陡然发生变化：“清理精神污染”开始了！

本来，这篇报告文学与“清理精神污染”无关，但是在《萌芽》主编、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哈华脑子中，傅雷那右派分子、傅聪那“叛国分子”的影子并未去除。满头飞霜的哈华是个大好人，但是那一次次政治运动把他整怕了。他担心这篇报告文学会出什么麻烦。他对我说：“叶永烈，你为什么不写点别的，偏偏写傅雷、傅聪这样‘麻烦’的人物？”

《傅雷与傅聪》（2）

哈华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应该送审！

赵丽宏得知，坚决反对。他说，这篇报告文学为什么要送审？根据什么文件规定要送审？

我强调胡耀邦对傅聪问题作了批示，哈华说，他没有看到过！

毕竟主编说话算数。《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清样被送往有关部门审查。

《萌芽》杂志是在每月15日付印。13日、14日，《萌芽》杂志接连打电话向审查部门请示，都说“没有时间看”。这分明是在打“太极拳”！

《萌芽》无法，只得临时抽下《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

赵丽宏非常焦急，因为这篇报告文学是他主动约我写的，而且他认为写得很好，没有任何理由不予发表。在无奈之中，他把《萌芽》的清样转给了江西《百花洲》编辑洪宜宾。

于是，重演了《傅雷家书》被上海退稿、成为北京三联书店畅销书的一幕。

《百花洲》当即决定发表，并排在头条地位。直至这时，赵丽宏才把有关情况告知我。

那一期《百花洲》尚未运到上海，上海《文学报》倒是先发表了关于《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消息！

紧接着，上海发行量甚众的《报刊文摘》刊登《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