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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那种投机的幕僚，相信阴谋万能，幻想自己无所不能，看不到人的有限性，盲目夸大自己的力量，因而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刘向以为“夫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投机者才不管这一套。

古代的三十六计，作为用于应付敌国纷争的军事计谋，尚有可说，但其竟然蔓延浸蚀到人际关系市场，靠瞒和骗行销于世，这就是悲剧。三十六计是：

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度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顺手牵羊，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釜底抽薪，浑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假途灭虢，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

希腊哲学不理会智谋，罗马史家李维称计谋是“非罗马精神”。费厄泼赖，属西方的产物。克劳塞维茨认为施用计谋是智穷才竭的表现，洛克把阴谋家看做“狡猾的猴子”。

玩弄阴谋和权术的，往往被称为马基雅弗利主义者。

马基雅弗利《君主论》以为，人类是如此忘恩负义，善变和虚伪，友情毫无益处。温情和诚实的背面，往往是熟练运用欺骗手段，防不胜防等等。大量此类冷血的言论造就了他无情的功利主义大师的恶名。

然而，吊诡的是，马氏本人不一定就是马基雅弗利主义者！据《参考消息》（2007年10月17日）转美国《时代周刊》文章，引述最新出版的关于马氏的传记，透露他是当年佛罗伦萨受误解最深的人。

这样看来，他简直有点像*年间的厚黑教主李宗吾。

他并不是直接教人作恶，他的语言也有愤世嫉俗的框架在支撑，好比是一种杂文式的言语。

马氏本人并不靠奸诈混饭吃。他的书教别人虚伪，他自己却做不到。他拒绝奉承宫廷弄臣，经常顶撞地位比他高的人。

他深切理解他人的痛苦，他曾劝他儿子给一头骡子解开缰绳，好让牲畜恢复它的自由。他在周围人群激起的印象中是喜爱，而非厌恶。

他的作品反射的更多的是时代特征，而非他个人的性情心曲。

他所处时代，血腥的悲剧主宰意大利半岛，他作为16世纪的佛罗伦萨外交特使，见惯了勾心斗角危机四伏的雷区。

他后来隐居乡间，捕食禽鸟，和屠夫走卒玩色子游戏，在无聊中打发时光。他比任何人都懂得攫取权力之道，但却遭美第奇家族剥夺权力。他在政治上始终郁郁不得志。《君主论》是他在失意的乡居生涯中动笔撰写的。据说，在他生前，只有30多人读过这本书。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22）

至于李宗吾先生被人视为疯狂，则自其书出，此论既随之。李先生著《厚黑学》，多用反语、冷语。他的结论，以其鞭辟入里，竟被人视作当然，而以厚黑教主目之。其分析结果又多一针见血，凡所论断，如冷水浇臂，触处皆系思想利刃。张默生先生当面对李先生说：“重庆北温泉乳花洞门前，有一棵黄桷树根，虬结盘屈，蜿蜒如龙，很像你思想的恢诡谲怪。”一般读者，固觉震疎，而真正厚黑人物，一种深藏内敛，收束窥伺于旁，一种沸反盈天，喊打喊杀，必欲除之而后快。从前人类争斗，以拳脚胜，其后以刀剑胜，再后以枪炮胜，而今俱不能取胜于高科技电子战之下。这个过程中，思想的武器却一直独立于各种拳脚武器之外，移步换形，其威力且不独取胜于疆场。

较之一般思想史，李宗吾思想多以逆推法出之，他以三国时期为中轴，向上推及三代，更往下推至曾国藩、胡林翼，整个二十四史重要人物，或长于厚，或长于黑，或二者兼之，有多大厚黑便成多大人物，几乎无一不合。他这一番解析，既从容褪去大人先生头上不可一世的光晕，又把种种惨烈手段的底蕴黑幕提出公式来播之于众，他因此而成一时思想的重镇。虽然这是他匡济之志的变相表达，而给他惹恼的人，自然要把疯子的名义加诸他的头上，恰好他在实际生活中又有一些不合常规的地方，别人做官都想越做越大，他却愿意越做越小。他拿力学规律来讨论性善性恶问题，他主张兜底改革现行教育制度，他甚至认为，妨碍当时文化发展的就是教科书有版权一事。他喜欢独处，信步闲行于公园蔽日浓荫底下，远远看见熟人走来，“则好像不经意地掩藏起来，真是游魂般的生活”（《厚黑教主传》115页）。一般恨他的官僚，就来个反话正看，把天下的罪恶，都归到他的厚黑上去，当时他收到很多无礼辱骂的信件，有称“吾儿见字”的，有斥其“王八蛋”的，有定罪名谓之“应枪毙应活埋”的，当然也有对他五体投地深表钦佩的。

到了20世纪*十年代，他的著作由死寂而骤热，印量迅速增至数百万册以上，多数读者，渐渐晓得了他的狷介和操守，总是理解他那深藏在嬉笑怒骂中的一番苦心了。他的学说，总算给今世文化人带来应有的启发了。张默生先生认为，李宗吾名为“厚黑教主”，实则是大观园外的“干净石狮子”呢！

李宗吾先生幼年身体孱弱，平时离不开药罐。哮喘加上手脚不灵活，穿衣服都须人帮忙，疾病的制约使他带有畸人的性质。李宗吾先生著《厚黑学》，以“厚黑”二字，骂尽古今奸佞丑类。因他正话反说，热话冷说，浅薄者以厚黑导师观之矣。其书始出，道貌岸然者义愤填膺，必欲杀之以谢天下而后快。这在他们是做得说不得的。当时更有某贪官著《薄白学》面世，不数日以贪污奸淫横暴扰民多罪并罚，砍头悬之城门；这类人才真正对厚黑学有一套独得之秘呢！而宗吾平生祚薄门衰，菜根一瓯，仅可果腹，而寒毡终老，身后更加萧条。其人一生为在野文人，近花甲之年偶为川省政府编译室成员，旋即遭人排挤，挂冠而去，可谓潦倒终身。以他的遭际来看，正是一个胆薄心白、于所谓厚黑完全不能实行的人。

马基雅弗利本人或许不是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但世上有不少他的传人。他们制造民众的矛盾，施展毒辣的计谋，做梦都想利用矛盾，分化矛盾，各个击破，一旦不遂倍感失落，或竟无所不用其极，加以捣乱和表演，目的还是欺骗和分化。

思想家是时代意义上的幕僚（1）

思想家是时代的幕僚。他们贡献于整个国家、民族的当下与未来。

历史上巨变的时代，因外来文化的碰撞，与固有民族精神相摩相荡，作微妙的结合，产出异样的光彩。

天才的睿智与洞见——郑观应及其《盛世危言》

晚清时节，外患内忧加剧，国势险恶，几陷万劫不复之境地。但那也是志士崛起、豪俊辈出的时代。王韬文笔的简古畅达和投身自由媒介的深广、孙中山先生的深谋远虑和愈挫愈奋、郭嵩焘智者的痛苦……皆具各方面的代表性。郑观应与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同时，其思想巨著今日读来犹心如卷澜，汗涔涔下。郑公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生于1842年，卒于1922年。少年时期即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后长期于洋行任职。与洋务大员交谊日深，先后任织布局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后又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其间思索结晶也日益宏富。郑先生在早期开埠的大上海入洋行，学外语，识外人。他的商业实体做得很大，而他的头脑则一刻也不停地思考中国症结。其后又应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之招，潜往西贡、金边侦察法人军情，为国效力。其为人或经商均方正而有转圜余地，责己严而待人宽。终因人事挫败受诬于人，乃退往澳门，倾力撰述《盛世危言》。其《救时揭要》1873年刻印，《盛世危言》1894年刊行。其于政体则倡“立议院、达民情”，于洋务派之心结则指出其“舍本图末”，经济方面则主张民办企业，与列强之商战抗衡，文化建设则办学藏书；军事上“人”“器”并重。观其《条陈中日战事》之分析及行止，可谓军事情报之天才及商战之第一流高手。《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超越同侪之处在于，强调立宪为首要的议会政治；以此为背景，传媒、商业、文化……方有真正依托，故张之洞读毕《盛世危言》由衷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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